拄着拐杖慢慢地登上三楼，遇到熟识的人打招呼，快速而又响亮地应答。我国知名药理学家胥彬，尽管已93岁高龄，隔三差五，就出现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位于岳阳路的老楼里。
这位科学家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16岁加入新四军，参加过淮阴战役和鲁南战役，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参与研究的三个药物进了中国药典，中国抗癌协会和中国药理学会分别授予过他“突出贡献奖”。
如今，自称“耳朵和眼睛打八折”的胥彬，平板电脑不离手，每周都上网购物。
【如果研制出药物，就可以治疗更多病人】
16岁那年，胥彬走了10多天，穿过日军封锁线，加入了新四军。
他是瞒着家人偷偷跑出来的。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市尚庄的一个普通家庭，胥彬从小聪明好学，被家中寄以厚望能考上大学。1944年他读高中时，盐城被日军占领。唱着《松花江上》的胥彬，决心投奔新四军。当时新四军军部搬到了安徽天长，胥彬白天躲在老百姓家里，晚上跟着一位新四军军官小跑赶路。
找到新四军后，由于身体瘦弱扛不动枪，胥彬通过考试进入军医学校学习。1948年，做实习医生的经历，让他第一次下决心要做药物研究。当时，结核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而问世不久的链霉素，可以让病人起死回生；大叶肺炎如果不治疗，几天之内就会死亡，用了青霉素则药到病除。
如果研制出药物，就可以治疗更多病人。抱着这样的想法，胥彬在1950年2月被派到上海医学院药理系进修，师从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从此对药理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0年，胥彬（中排左四）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的同学在上海
【在苏联第八届生理科学大会上做报告】
1951年夏天，胥彬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苏学生中唯一的药理学研究生。
“语言是第一难关，想要买个黄油面包，只会用手指一指。后来努力学习俄语，讲得和当地人差不多了。”胥彬回忆。
在苏留学期间的胥彬
他的导师查库硕夫教授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一位享有盛名的神经药理学家。在导师指导下，胥彬研究了药物“普罗梅多尔”的神经药理作用，并在苏联发表了三篇论文，肯定了此药的价值。查库硕夫教授对此很满意，在苏联第八届生理科学大会时安排他做论文报告。这种报告一般都是教授去讲，研究生平时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1955年夏天，胥彬学成回国，被分配到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不久，他被批准为副研究员，这在当时亦不多见。受到赏识的胥彬，摩拳擦掌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探寻延胡索的药理，被称之为“中药研究的典范”】
时任上海药物所所长的赵承嘏是我国第一代药物化学家，对中药情有独钟，他提取了延胡索的成分，寄到美国请朋友做实验，后来知道其有止痛作用，但并不知道是哪个成分发挥作用。
他知道胥彬在苏联研究过镇痛药，希望胥彬能配合研究中药延胡索的药理。不负赵先生的重托，胥彬白手起家，创建了神经药理实验室，把在苏联试验镇痛药的兔子烫鼻法等引进到国内，肯定了延胡索乙素的镇痛作用和医用价值。胥彬不迷信前人的结论，他还发现用药后的僵住状反应是其它成分引起，并不是延胡索乙素。
后来，金国章、邹冈、唐希灿等人先后加入神经药理实验室，与胥彬共同研究延胡索的药理，他们短期内就发表了10多篇较系统的学术论文，被称之为“中药研究的典范”。延胡索有镇定和止痛效能，且不易成瘾，用途广泛，创造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64年，中药延胡索乙素荣获全国新产品二等奖，并被收入中国药典。
1962年上海药物所学术委员会成立。后排（左起）：殷郊、池志强、嵇汝运、洪山海、谢毓元、胥彬、丁光生、蔡润生、张淑改；前排(左起）：朱任宏、段勋令、汪猷、许浪璇、黄鸣龙、王仲良、高怡生、张昌绍、曾广方、邹承鲁。
胥彬还和洪山海等人合作，找到了可用于治疗小儿麻痹的加兰他敏，此药后来被推广，也获得全国新产品二等奖。
当时，国外科学家刚发明了用于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氯丙嗪，胥彬在国内第一个用运动条件反射等方法对其进行了药理研究，提供了此药对高级神经活动的影响等信息，促进了我国生产推广该药。
这些神经药理研究的突出成绩，为胥彬赢得了同行们的赞赏。
【参与研发了我国第一个抗癌抗生素】
20世纪50年代，抗癌药研究在国外兴起，我国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上海药物所抗生素组从不同菌种分离出了酦酵液，需要测试抗癌活性，刚回国不久的胥彬欣然领命。
胥彬（左）和同事任范友在做兔子肿瘤实验
当时，创建肿瘤药理实验室并不容易，既缺乏有关文献，也没有实验方法和动物模型。历经多次失败，他筛选了数千种物质，终于找到1779号菌株的酦酵液成分有抗癌活性。后来他与蔡润生合作，将这个来自大连地区土壤中的新菌株，制成了较纯粹的药源。“我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呆了两三个月，边整理资料，边观察病人。临床研究后来证明该药可治愈绒癌病人。”胥彬说。
这一新药被命名为放线菌素K，亦名更生霉素，寓意为自力更生。这是我国第一个抗癌抗生素，进入了中国药典。值得一提的是，胥彬参与研究的三个药物进入了中国药典。除了延胡索乙素、更生霉素，还有合成抗癌药物甲氧芳芥。
1978年10月，胥彬在第十二届国际癌症大会上报告了羟基喜树碱的论文，受到美国研究喜树碱的权威门罗·瓦尔教授的称赞。喜树是中国的古老树木，喜树碱可以抗癌，但美国科学家在临床试验时发现病人尿血，于是把喜树碱打入冷宫。胥彬等中国科学家对喜树“穷追猛打”，开发出了疗效好而毒副反应低的羟喜。受到启发的日本和美国科学家重新深入研究喜树碱衍生物，发现了后来成为肿瘤治疗的常用药物。近年来，上海药物所亦从中发现了有特色的抗癌苗子药。
胥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肿瘤研究中心
由于在肿瘤药物药理研究的深厚造诣，胥彬先后受邀在宾州大学药理系、哥伦比亚大学肿瘤中心担任客座教授，还被推选为纽约科学院正式会员。
1983年，全国肿瘤药理与化疗专业委员会成立，胥彬是主要发起人之一。2007年10月，中国抗癌协会颁给他突出贡献奖；时隔一个月，中国药理学会也授予他突出贡献奖。2010 年，上海药物所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93岁依然每天查看国内外新药信息】
胥彬是一个念旧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面盆、铁皮柜和桌子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老物件，只要还能用他就舍不得丢。
但对于研发药品，这位93岁的老人，心心念念要推陈出新。“我们那时候是以仿制药为主，虽然上了中国药典，但还不算真正的原创新药。中国能有更多的原创新药，让老百姓吃得起，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胥彬感慨地说，他刚进上海药物所时，全所只有80多个人，实验动物也远远不够，现在所里有一千多名职工，科研经费更充足，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尽管不能耕耘在科研一线，已有75年党龄的胥彬还想着多做一些事情。80岁前他还经常外出讲学，如今93岁依然每天查看国内外新药信息，还是好几家学报的编辑。
直到现在，还常有人来他的办公室或打电话讨教问题，他乐在其中不知疲倦。“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感觉自己也更年轻了。”说完这句话，胥彬爽朗地笑了起来。
内图由上海药物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