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会颁奖花束，采用绒线手工编结，既节俭，又方便运动员携带回国留作纪念，永不凋零。
好创意的背后是民间手工艺人——上海70岁奶奶励美丽的一番心血。仅一朵玫瑰，就需要一位编结师耗费至少5小时；完成一束精美的花束，需要35个小时左右。手工活比机器活价格要贵很多，贵就贵在这点心思，每一针都攒着一股想要做出最好东西的劲。使用它的人，也能感受到这份心意。
励奶奶和她的老搭档手指翻飞的场景，似曾相识，把我带回了30年前母亲的身边，膝盖上搭着白色花边布，尖头剪左右穿梭，一忽儿功夫，白布上有了一簇簇的网格镂空，一片片“树叶”从手指间抖搂出来。这种花边刺绣当下几乎绝迹了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江南却盛极一时。
母亲十几岁读书的时候，常熟家乡小镇上开了花边社，经营花边发放业务，学生是不能取活的，只有农村妇女、插队女青年有特权，带上特制的卡，上面印着姓名、取送货的时间。母亲就求着插队下乡的大姐把卡借给她，有时候大姐在乡下忙不过来，就把卡放在母亲这边。于是，学生妹也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两块、三块的，母亲用做花边刺绣的钱付了学费，买了布料做衣服。
要好的三个女同学经常约了时间一起做花边，聊少女心事也不误生产，可能比现在的女孩子们聚会有创意。为了节约煤油，三个人轮流坐庄，今天去你家，明天去她家，后天来我家，说好做到晚上9点的，不到点前决不收工，以示公平。三个人还比赛，谁先做完一根线，通常都是母亲获胜。“我可是手脚最快的人。”如今说起这些，她仍然面带得意。
夏天的时候，大家围坐在竹园里，通常姑娘们一堆，中年妇女一堆，老太太们凑一堆，各聊各的，往往凉风中会传来媳妇的闲话、婆婆的牢骚，丢过去一句，吹过来一声，手下也不闲着。姑娘们眼神好，活干得快，做些复杂的花样，中年妇女负责包边，老太太手脚都不利索了，只好接些粗活。
花边站收货的人，眼神最毒辣，先看卡，卡上的名字都熟稔，谁干活什么样心里一本账，再看送过去的活，上上下下从左到右一遍遍检查，几乎要带上放大镜，要是看出点瑕疵来，必定逼着你回去拆了重做，做坏了当然是要赔偿的。做得好，也爽快，当场结账，小的两块三块钱，大的可以拿到五六块钱，有时候大块花边一个人吃不下来，母亲就和小姐妹商量，两人合做一块，你端着那头，我捻着这头，慢慢地往当中会合。通常讲好，十天或半个月时间，一天都不能耽搁的。
做花边贴补家用，是很多江南小镇妇女从小养成的习惯，当然，前提还是得有一双巧手。母亲最擅长的就是网格抽丝，先把外轮廓锁边，在布的经纬方向以一定宽度的间隔抽掉一根或几根线，再通过刺绣、编织，形成镂空效果，通常是规律的装饰图案。花边成品会用作被单、桌布、枕套、窗帘等，以前柜子、沙发上都习惯放些花边布作为装饰，现在年轻人会觉得老土，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这些都是必备的。
常熟的花边刺绣，远近闻名，有8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外贸的主要产品，据《虞山镇志》记载：1986年，城郊花边社完成产值75.96万元。我家的小镇，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社办企业兴起，开了一家花边厂，把原来花边社的人都收编了，正儿八经开始搞“花边经济”。一度出口贸易风生水起，远近同行都来参观，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80年代后，乡镇企业萌芽，农村青壮年妇女进厂务工的收入高于花边刺绣，就不再热衷于做花边，加上绣花机开始投入生产，绣花机每台有至少30个头，能替代100个绣花姑娘，只要在电脑上设计好图样，绣花机绣出来分文不差，渐渐的，机器绣把人工绣挤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70后、80后很多已经不拿绣花针了，更别说90后和00后了。可是母亲在灯下做花边的剪影，始终占据着我记忆的一小块地方。如今70岁的她眼睛不太好，大约也是灯下做花边落下的病根。花边社当日热热闹闹的繁荣景象也犹在眼前，女人们大声地说笑，麻利地收货，付钱，流水线般的作业，这些用一枚绣花针以扣、包、绕、游、切、环、网、抽纱等60多种针法绣出的艺术品，从江南的小镇出发，被送往全世界的角落。
每一样东西的衰落，究其原因无非是它不再被需要。人们认为手工花边刺绣已经落伍，机器可以比它做得更好。正如70岁的母亲叹息，如今的花边刺绣，每一件都能做到平整划一，以前靠人工刺绣，根本做不到，会有凹凸感，就算是同一个人做，前后也会有差异。可是，太过整齐的世界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发明了让所有东西都看起来一样的工具，可是我们同时也许失去了对“不一样”的体验。而细致地抚平一块白布，通过从早到晚的不息劳动，让它一点点美丽起来，这样的过程真的是多余的吗？对我来说，母亲灯下凝神做花边的每一个夜晚，都让我难忘，她一心一意地使用她的剪刀，细心数好间隔的纱线数，再抽去多余的那一根。老实说，我有点羡慕使用那花边桌布的人。
真遗憾，母亲永远不可能被请去冬奥会这样的大舞台一显身手。更遗憾的是，因为太急着想要结果，我们渐渐失去了慢慢体会和享受一个过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