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海中心举办开业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启动运营。
这是近日记者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副系主任刘宏松，就党的四中全会精神与“十五五”规划建议进行深入对话时，他多次提到、关注的一件事。
这位专精于“国际组织”领域研究的上海学者认为：中国正步入一个进一步将国际组织作为重要聚焦点的时代，而上海在未来会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前哨站”；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其深层意义在于向世界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
不约而同，昨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开业现场的致辞，正从“全球治理”说起。
全球治理倡议是对前三大倡议的升华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刘教授您好，12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海中心正式开业，您怎么看待这类国际组织？
刘宏松：这其实关系到全球治理问题。全球治理需要各国就解决全球问题制定并实施国际协议，而国际组织正是各国制定和实施国际协议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范围很广。从安全、贸易、金融、人工智能到气候变化，以及聚焦开发性金融的发展议题。还有一些其他议题，比如极地、海洋、太空等。
我觉得中国重点关注的议题主要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开发性金融，IMF上海中心也能体现出这一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近期“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如何在您刚才说的大背景下理解这句话？
刘宏松：“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我认为可以看出中国对此非常重视，并且几个倡议都有相应的抓手。全球发展倡议的抓手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一带一路”，另一个则是中国牵头创办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计划在未来将创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全球安全倡议的抓手是中国坚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全球文明倡议则是借助双边和多边的人文交流和对话机制，另外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与世界文明友好对话。
在我看来，全球治理倡议其实是对前三大倡议的一个升华。它包括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覆盖前面三个倡议的所有领域，是一个总结提升。
以国际组织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全球治理的国际协议、规则制定以及制度谈判上，中国具体是如何通过国际组织，与其他各方展开对话交流、推进更好治理的？目前的聚焦点主要在哪？
刘宏松：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介绍。第一个方面，是在现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当中，中国在尽力推动治理改革。就比如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改革中涉及话语权、投票权的重新分配。西方国家特别是个别国家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主导权。
之前一轮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中，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的改革诉求。但这归根结底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和金融体系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从而有利于在谈判中，让其他国家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和参与。这在现有国际组织的改革中尤为常见。
第二个方面，是创建新型国际组织，最典型的就是亚投行。亚投行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美国向自己的盟友日本和欧洲施压，不想让他们加入亚投行。但是最后英国、法国、德国都加入了。我觉得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牵头创建亚投行确实对其他国家发展有利，有助于在基础设施上扩大影响。二是中国也愿意跟各国进行平等协商和谈判。欧洲大国提出亚投行运营的标准，基本上都被中国采纳，与国际接轨。三个欧洲大国加入后，亚投行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明显上升，信用评级提高到了最高等级3A。多边开发银行的信用评级很关键。如果信用评级低，融资成本就会很高。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我理解为，我们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达成合作共赢以及增进信任。在这方面，国际组织，是否有其独到的价值和作用？
刘宏松：在面对外部谈判与合作时，首先是刚才说的中国经济体量与发展实力，这是我们的一个底气来源。第二就是像国际组织这样重要的途径与具体方式，尤其是一些新型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可以在其他国际组织偶尔“瘫痪”时发挥一定作用。现在亚投行在遵循国际规则时，始终秉承多边主义原则，支持成员实现发展，有利于推动相关方面的谈判与改革。
国际组织的时代重塑上海人才生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您怎么看当下联合国的作用发挥？随着大量国际组织重要性的提升，我们对国际组织的认知是否也需要同步更新？
刘宏松：近年来，联合国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问题上确实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导致大众对它的评价和印象发生变化。但我觉得，联合国在安全领域的作用不能被高估，它受制于大国博弈。目前，联合国的作用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比较突出。一是冲突调解，当然这不光联合国一家在做，中国也对沙特和伊朗进行调解。二是人道主义救援。三是维和，联合国在维和领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一点认识基础上，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仍在继续深化同联合国合作，积极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相对而言，WTO则可以说有些“瘫痪”。一方面，美国不顾WTO规则，接近“退出”边缘。另一方面，美国故意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任命，上诉机构陷入瘫痪，等于说整个争端解决机制无法运转。欧盟为此牵头成立了临时性替代机制MPIA（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但支撑效力有所不足，中国则在努力关注如何更好地推动WTO改革。
在此背景下，这些以前的国际组织有时难以发挥实质作用，一些区域贸易机制的作用就上升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生效三年多，中国也向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提出加入申请。这一切都是中国积极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体现。
大众对国际问题比较关心，往往集中在中美关系、贸易战，而对国际组织可能并不太在意。但在我看来，国际组织，在未来会愈发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国际组织不是就只谈国际组织本身，国际组织里往往有大国博弈，有时代命题，有全球关切。我觉得，一个属于国际组织的时代正在到来。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如果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上海，新机构和区域性中心不断落地，重量级国际合作平台不断规划，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变化会对上海国际化人才培养产生什么影响？上海要做哪些准备来塑造新的人才生态？
刘宏松：我觉得确实会有影响。新开发银行大总部就设在上海，IMF上海中心也正式启动了。我个人感到未来中国是否还可能牵头创建一个人工智能的国际组织，或许也会落在上海。而且，除了落户上海的国际组织，全球国际组织的合作项目的人才需求，其实也很大。
刚才我提到的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可能建设的人工智能国际组织，需要金融、AI技术等专业人才，也需要法律人才，要懂得沟通合规问题。
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还应该了解国际政治知识。我跟新开发银行的不少工作人员都交流过。我感觉他们当中有些人有一种国际政治思维，能够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方位和关系。一位优秀的国际组织工作者，最好有一种国际政治的认知和思维，这也应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
落实到具体的教育上，对这类人才的要求会很高。首先，英语水平要突出，能实现听说读写的无障碍沟通。第二，实践经验也很重要。在申请职位时，往往会看重你的实习经历，来判断你的能力。最后，还需具备外交艺术的情商。在国际场合，我们要展现的不是那种傲慢姿态，而是中国文明的外交形象。这种情商和协调能力既很微妙又要精准。
据我所知，目前国家和上海市都在投入专项经费来资助学生去国际组织实习，或是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协会，开展了很多支持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的工作。我所在的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也很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凯原法学院还有涉外法治人才的专项，专门给本科生招生名额。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会定期给学子举办国际组织相关培训和讲座，或是提供研学机会。再加上上海地区的学生本身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是培养国际人才的发展高地。总盘子做大了，进入国际组织的学生多了，以后肯定会从里边走出一些优秀的国际组织人才。
中国正在积极搭建全球文明协商机制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怎样直接明确地让大众深入理解国际组织在当下和未来的作用和意义？
刘宏松：推进全球治理中，国际政治局势下很多事情由某个国家单独做往往并不合适或效率很低，而需要国际组织。
最简单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如果两个国家发生贸易争端，让某个国家来裁决肯定不合适，需要中立属性的第三方。又如对一些国家必要的援助和扶持，也会需要通过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存在，能够帮助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一个大家相对更接受、具有可信度的共识，再进一步助推某些全球治理的开展。
我最后想强调一点：中国积极加入和推动创建国际组织，绝不能单纯被视为开展博弈谈判、争取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同时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搭建全球文明需要的协商机制，这也是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落地实施的过程。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正日益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国家通过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呼吁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国际组织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节点。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增大不会是“霸权”姿态，中国全球治理倡议已经表明了“大家商量办事，拒绝一家之言”的理念。在此过程中，上海也可以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依托国家发展，更好服务于国际组织的聚集效应与作用发挥。
原标题：《解·析 | 从IMF上海中心开业，听专家讲国际组织的“愈发重要”》
栏目主编：王珍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朱玲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