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1日，《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

——《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一百年前的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他的文章《谈政治》，摆明“车马”今后要“大谈政治”，还将自己明确定义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信仰列宁主义。

这篇文章，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不仅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也预示着《新青年》的内在性质发生了变化”。事实上，从这一天起，《新青年》成为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正在举办的“星火初燃——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里，首次展出了1920年出版的录有《谈政治》一文的单行本《政治主义谈》。在党史专家看来，此文对于当时“各地正在从事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

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接触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但直到1920年上半年，他还没有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他在是年4月发表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说：“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象达尔文自然淘汰说，马克斯唯物史观，也都是这样。”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作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新青年》宣传“批判孔教”和“文学革命”，鼓吹西方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创刊时，陈独秀就申明：“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当时的陈独秀认为，“要救国，就必须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国民”“唤醒国民觉悟，由立人而立国”。基于这样的思路，同时也为了延揽作者队伍，陈独秀与同仁达成一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不谈政治”。胡适曾回忆：“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然而到了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正式否定自己之前的态度：“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不仅如此，他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

他写道：“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

他还写道：“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

从“学说”到“主义”

陈独秀的“食言”，实际上有迹可循。

虽然与同仁有“不谈政治”的共识，但陈独秀总是忍不住要发声。1917年9月的《新青年》三卷五号，陈独秀在回答“顾克刚”的来信时说：“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

1918年，陈独秀又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国人其速醒！”

对于陈独秀“食言”的做法，胡适等人自一开始就抵制过。也因此，另一本“色彩鲜明”的杂志《每周评论》问世。陈独秀转到上海后，公开阐释《谈政治》，并在《新青年》刊发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此胡适于1920年底给陈独秀写了封信，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问题，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 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三、借《新青年》“被邮局停寄”，而“暂时停办。”

接到胡适的信后，1921年1月9日，陈独秀给胡适等北京编辑部集体回了一封信，明确不赞成第二个办法（即编辑部移到北京）和第三个办法（即停刊）。他在信中表明“只要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没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谈政治”。

专家认为，随着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成立，早期共产党人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也表明，马克思的思想，正式从“学说”成为了一部分人为之奋斗的“主义”。

帮助早期共产党人“统一思想”

崭新亮相的《新青年》，除了刊载了《谈政治》，还刊载了李大钊的《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译文，如列宁小传及其若干著作的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

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著作。如李汉俊译的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柯卡普《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等。

《新青年》帮助早期共产党人“统一思想”。毛泽东曾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很大。

《中国共产党简史》记载，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中，不断砥砺自己，一步步成长起来……

栏目主编：张骏

本文作者：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题图来源：海沙尔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