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晚，90岁作曲家吕其明现身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观看交响乐《红楼梦》首演。见到吕其明，主持人曹可凡很惊讶：“晚上很少见到吕老师出门啊。”虽年事已高、深居简出，但吕其明仍关心着当代交响乐的创作。交响乐《红楼梦》是致敬越剧大师徐玉兰诞辰百年之作，交响乐与越剧如何融合引起了吕其明的好奇心。他说：“我今晚是带着眼睛和耳朵来的，做一个纯粹的观众。”
90岁的吕其明，仍未停止探索的脚步。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他的经典之作《红旗颂》将由上海爱乐乐团再次奏响，而另一部新作——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也将迎来首演。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这位文艺老兵激动地说：“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深入生活，刻苦磨炼，努力谱写新时代的奋进曲。”
把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融进音符
吕其明长在红旗下。他的父亲吕惠生曾任淮南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10岁时，吕其明和姐姐一起加入了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跟着部队每日行军，到了营地，就为战士和老百姓演出。
1945年，吕惠生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就在那一年，15岁的吕其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对自己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参加革命70多年来，我一直踏着父亲的足迹在前行，永远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
19岁时，吕其明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不久后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电影作曲。1965年3月，在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对“上海之春”音乐节的初选节目作了研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会上一致决定，由吕其明赶写第一部作品，并起名《红旗颂》。“当时35岁的我，毫无思想准备，时间短，任务重，担心难以完成，但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大胆进行了创作。”
在《红旗颂》中，吕其明用音乐的语言深情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成为新中国乐坛的经典。虽然没有亲眼见证开国大典，但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几年，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都会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盛大的游行。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他想到的是无数革命先烈，其中也有他的父亲吕惠生。“我对红旗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我热血沸腾、眼含热泪、埋头书写，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写就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我把我真实的体验，以及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全都融进了音符。”
1965年的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节开幕式上，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红旗颂》，受到热烈欢迎。吕其明至今还记得那一天演出的情景，他说，要感谢“第二故乡”上海养育了他，在这座伟大的城市，实现了他的理想、志愿和人生的价值。“回首往事，若是没有文联，没有音协，没有‘上海之春’为我提供良好的机遇以及创作条件，如果没有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因此，我对这些音乐界前辈，对文联、对‘上海之春’这个平台充满敬意与谢意。”
在红色音乐经典中，吕其明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用饱含激情的音符，写下一首首传唱大江南北的名篇。1956年，26岁的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配乐，创作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他还为电影《红日》《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焦裕禄》等电影写下配乐。2012年，82岁的吕其明还与作曲家陈新光合作，谱写了交响组曲《使命》。
在《红旗颂》写就之后的50多年里，吕其明又对乐曲不断修改、几经打磨，终于在2019年定稿，成为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一份厚礼。几十年过去了，每当《红旗颂》响起的时候，观众席中总有人流下眼泪。吕其明觉得，这么多年来《红旗颂》还能被听众喜爱，最根本的是因为音乐里所洋溢的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与听众对祖国、对红旗的热爱，产生了真切的共鸣和感动。
“我在写作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这个作品会有这样的生命力。我不过是在写中国人的心声，写老百姓都听得懂的音乐。这么多年听众还喜欢它，让我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即越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生命力。所以，我们的艺术创作要植根于民族的土壤，而不能是空中楼阁。”他也把《红旗颂》的精神向年轻一代创作者传递。今年国庆前，吕其明出席了以新中国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一场“四史学习”文艺党课，与观众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传播红色文化基因。
如今，90岁的吕其明每天还要花上一段时间在书房里，整理和修订以前的作品。明年是建党100周年，他的经典之作《红旗颂》将由上海爱乐乐团再次奏响，而另一部新作——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也将迎来首演。
白求恩，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抗战期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死扶伤。白求恩的故事和精神在吕其明心中挥之不去，是他半个世纪来屡次创作、不断回溯的题材。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人物传记电影《白求恩大夫》上演，配乐由吕其明创作。1978年，吕其明创作了管弦乐组曲《白求恩在晋察冀》，表达对白求恩的缅怀。今年疫情中，当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一批又一批奔赴抗疫一线，吕其明再次回到这个主题，以《白求恩大夫》电影音乐为素材，创作出时长17分钟的单乐章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歌颂伟大的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精神。
艺术需要奉献精神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吕其明就深深地向往革命圣地延安。“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艺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民，这是我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一直牢记不忘的信条。还有一条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这些思想早已渗透到我的血液中，不断生根发芽。”吕其明说。
2012年，上海市文联组织了以“永远铭记延安讲话精神，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方向”为主题的学习采风团，采风团由秦怡、黄准、刘子枫等一批活跃于电影、舞蹈、杂技等各领域的艺术家组成，时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的吕其明担任采风团副团长。
这次采风也圆了吕其明70年的梦。为期5天的活动中，他们与当地艺术家进行了座谈交流，在延安与鲁迅艺术学校师生一起向老区人民献演了一台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还走访慰问了多家农户、瞻仰了众多革命旧址。“通过丰富的采风活动，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深入生活，刻苦磨炼，努力谱写新时代的奋进曲。”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一直是吕其明的创作法宝。《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里用到许多山东民歌的元素，这归功于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山东度过的几年时光。“我当时用业余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戏曲，研究当地音乐的调性和语言，成为了我宝贵的创作素材。”1965年，他接受了为纪录片《大庆赞歌》创作音乐的任务，特地到大庆油田生活了3个月，和当地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那段生活体验中，我看到寒冬腊月里，石油钻台井架喷出的水淋在工人身上，顷刻间，一个人仿佛成了透明的冰柱，太惊心动魄了。当时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我要用自己的笔尽情讴歌共和国的建设者，这是我的使命。”
1990年离休后，峨眉电影制片厂请他为电影《焦裕禄》作曲，吕其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上世纪60年代，我读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根本没考虑报酬，很快就去兰考体验生活了。能够为这个题材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就感到很骄傲了。”离休以后，吕其明为海陆空部队写了近30首军旅歌曲，没拿一分钱稿费。1998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进行改造，邀请吕其明进行背景音乐的创作。吕其明分文不取，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这个作品。作品完成后，他又积极联络邀请上海交响乐团录音，把录制完成的作品和预算中省下的4万元捐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搞艺术是需要一点奉献精神的。”吕其明说。
2019年5月26日，上海市文联等单位主办了“再现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夜”——上海文艺界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主题活动，让吕其明重温了70年前进入上海的那一刻，感慨万千。“我是喝着黄浦江水成长的，如果我能有一点小小成绩的话，应该归功于党和祖国对我的培养。”他还记得主题活动当天，老中青各门类艺术家百余人淋着雨，与数千群众共同合唱《歌唱祖国》，大家热情高涨，“我想更好地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抒写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对音乐，吕其明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有人统计，吕其明作品95%的主题都是歌颂祖国、歌唱人民的，他觉得，这是自己人生经历形成的美学观所决定的。“我10岁参军，在红旗下成长，15岁入党，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这是我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也是我音乐人生的信念和追求。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已经过时了，没关系，因为我写的只是我的情感。”
站在上海市文联成立70周年的讲台上，面对台下那些年轻后辈，吕其明说：“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的老文艺工作者，我希望抓紧时间继续创作，也希望后浪们不断传承、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栏目主编：施晨露
本文作者：钟菡 吴桐
文字编辑：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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