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流域禁捕一年以后，那里的渔民生活究竟怎样了？
探寻这个问题的开端,来源于2020年9月底鄱阳湖区庐山市一个小渔村发生的一场意外。当年中秋前的夜晚，3位沿湖居住的村民深夜开着塑料小船，在鄱阳湖禁捕区私自捕鱼。船行至湖中央时开始下沉，导致两人溺亡。
事后，人们把船打捞上来以后发现船上有一个豁口，这可能是船进水沉没的原因。当地渔政部门也承认，为了禁止渔民私自捕鱼，曾在船身上割过口子，一时舆论哗然。
鄱阳湖沿岸的渔民在当地叫“搞鱼的人”。但2020年初开始，这个说法或许会随着长江流域的全面禁捕慢慢消失。
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社部联合出台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分类分阶段实行禁捕。江西省、湖南省出台方案，鄱阳湖、洞庭湖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启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
鄱阳湖为期10年禁捕政策逐步落实，鄱阳湖区的10余万渔民必须告别世代以湖为生的劳作方式。渔民上岸一年后，记者走访江西九江庐山市、湖口县多个渔村，纪录鄱阳湖岸边发生的种种变迁。
大塘村村民想要在湖边开发水上乐园。 杨书源 摄
一场意外中的“非典型渔村”
“我们知道禁捕了，但渔村人逢年过节去湖边捕几条鱼，这就和种地的人做饭时到自家后院拔点菜一样正常，……”事发一周后，谭腊元的哥哥坐在谭冬林家的沙发上怅恨。
出事的是一艘蓝色的塑料小船。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都算不上是渔船。3名成年人的体重几乎已是这艘船最大承载量。这样的船以前是人们去沿湖的集市买菜，或者是摆渡到大渔船上的工具。
“这种船都不用租，平时就停在岸边，谁要用就用。”一位在村里营小卖部的村民说。但是禁捕以后，这样的小船其实就很少了，“如果在湖面上看到这样的船，多半也是为了偷偷捕点鱼自己吃。”他说。
2020年中秋前的9月30日，江西九江市庐山市波湖村村民谭冬林、谭腊元和妻子余祥梅三人乘塑料小船去鄱阳湖捕鱼。船开了半小时，3人发现船里进水了。最终谭冬林、谭腊元两人溺亡，谭腊元妻子被渔政执法工作人员救起。
这艘塑料小船打捞上岸后，死者家属发现渔船侧身有一处宽16厘米、高20厘米的豁口。家属怀疑执法队员当时将船身割了两条缝却未告知，从而导致此次事故。
“其实割船的事情也是第一次出现，之前禁捕刚开始实施时，都是直接收回船只的。现在渔政的人主要还是做一些日常的巡逻监督，湖面上天天可以看到他们的船。”死者谭冬林的妻子告诉记者。
庐山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股负责本次事故调查的工作人员称，针对事故曾经做出过回应：10月1日凌晨渔政工作人员巡湖回来，发现水里有个人就把她救了起来。他承认渔政人员“是割了船”，但是“不可能是割了两条缝，是割了很一道大口子，怎么会看不到呢？另外他们本来就是违反规定下湖捕捞，我们割船也是为了监管自己流域内的非法捕捞行为。”
事发后，记者来到这个小渔村，发现这里以捕鱼为业的渔民已经寥寥。“我爸爸其实已近好多年没有捕鱼了，这次也是为了给我刚生产还在坐月子的爱人捕几条野生鱼增加营养。”谭冬林的女婿说。他澄清岳父绝对不是为了偷捕到市场上售卖才出船的。岳父是当地口碑很好的木匠，不做专业渔民很多年了，就连捕捞证都已经过期。一家人依靠谭冬林出色的木工手艺有了存款，渐渐成了村里比较富裕的家庭。
在波湖村像谭冬林这样非专业渔民的家庭占到了绝大多数。在记者寻访的遇难者周边几户人家中，女人们大多进了市里的服装厂，男人们则多数做些小买卖或者是在城里务工。即使在禁捕政策出台以前，这个距离庐山市仅十几分钟车程的渔村也已经把捕鱼仅仅当成了丰鱼期的副业。
相比波湖村，那些专业渔村在一年里发生的转变更加深刻。
戛然而止的告别时刻
这个冬天，庐山市大塘村村民张腾（化名）觉得村里寂寞了不少。往年到了这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把自己捕上来的鱼做成鱼干晾晒出来，远远望去青灰色一片，就像是渔村的丰收日。
但是今年禁捕实施以后，这些竿子都空了。村里老人说不晒鱼干就是因为“市场上买来鱼味道不如以前自己捕的”。偶尔村里还是会来几个钓鱼爱好者。村里人路过时总会嘀咕几句：捕鱼犯法，不知道钓鱼是不是合法？
村民对往日的生活仍然有些眷恋。“我们原来就属于老天赏饭吃，这里是长江和其他几个淡水湖的交汇口，地势又比较平缓，各种江湖湖鱼特别容易在这里聚集。”村民张保东说。
“每年到了秋天水位往下掉时，鱼全部挤在了一起，出现在水平面下挺浅的地方。有的渔船一晚上就能捕到几千斤鱼，拿到市场上能卖两三万元。”他回忆着渔村在禁捕前最好的光景。他记得当时丰鱼期渔船成群结队回来时码头边的盛况：几十艘船齐刷刷向一个方向聚，好像要叠在一起了，岸边收鱼的人和车子已经排成了一队，等着抢购品相最好的鱼。
大塘村是人们眼中常年真正以“渔”为业的村庄。这个距离县城边缘仅两三公里的小村庄，相比周边村庄村貌更加精致：连排小别墅整齐分布在进村的林荫道两侧，村路上还开出了日系风格的甜品店。“成为渔民”一直是这里世代村民的主流选择，哪怕是年轻人也不例外。
90后张腾在渔船上出生，从小跟着父亲张保东跑船。他初二就辍学上船做渔民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身边的小伙伴儿基本也都是搞鱼的。”在张腾这代村民里，大学生“20个人中间或许能出一个”。
2019年中下旬，长江流域就要禁捕的消息就已经在渔村流传了。但是张家父子还是冒险又买下一艘7万多元的渔船，这样一来家中就有了两艘渔船，张腾也就开始脱离父亲独立上船捕鱼了。拥有自己的第一艘渔船，这在渔村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意味着男人即将迈入成家立业的新阶段。
“这艘船我还花了2万元装修，就是我们第二个家，有隔热地板、电视机……”但是就在不到1年以后，因为长江以及鄱阳湖流域的禁捕政策出台了，去年夏天，这艘油漆还鲜亮的渔船不得不因为休渔被停用了，张腾获得了一笔赔偿金。
村委是分两批用切割机拆解渔民们的船的，提前半个月通知到各家各户，每次切割船时都需要渔船的主人在场。而往往在现场的不仅是渔船的当家人，还有一群相熟的同村人。张腾记得他也看了好几次村里人的船被拆，年轻人一般会在一旁默默看着，老人有的开始抹眼泪了。“看到船一分为二时候是最心疼的，然后是从上到下一层层割掉。”张腾说。
“就是要和你以前的生活告别了。”张腾说。那段时间，村里人走来走去，似乎都在议论着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
在这个渔村只有一艘渔船被留下来了。这是一位70多岁老渔民的木头船，这样的古董船在渔村本就要失传了。当时村里人实在是不忍心破坏，就向渔政部门打了报告，以渔村文化展示品的形式留下了这艘渔船，它现在还摆放在村里土地庙前的广场上。
在摇摆中前行
“以后就不要想着回来了，你就当这片湖是不存在的。”张保东每次想起自己今年在电话里对小儿子说过的这句话，总有些不是滋味。
比张腾小了近10岁的亲弟弟还在南昌读大学，按照原本的计划，他毕业后也有可能回家帮忙渔船上和餐厅里的生意。
其实到了张腾弟弟这代2000年前后出生的渔村后代，也是教育和职业理念发生转折的第一代人。他们中不少人都去县城读小学了，父母对这些孩子的教育座右铭也成了“走出渔村，念大学”。
禁捕以后，张腾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有3个跑去了北京做天花板吊顶，也有几位去渔村附近的庐山市开了饭店的，开饭店的人大多随大流做川菜、火锅、粤菜，保留自家风味做船菜、鱼菜的却很少。
最近张保东在湖边的农家乐餐厅冷清了不少。原本午饭高峰期，客人来了要见缝插针安排位置，现在大厅到了接近12点还有许多空位。
对现在餐厅里鱼的口感，张保东也有些无能为力，“野生湖鱼肉的口感和养殖鱼肉相比，懂行的当地人一吃就明白了。”但是张保东也不愿意就此放弃这家餐厅，他联系了几个水质好的人工水库，打算从那里买鱼。虽然不是野生鱼，但是会比池塘里的鱼少一些土腥味。
“我最近还在研究一种鱼肉的做法，可以把养殖鱼肉做出接近野生鱼的口感。”张保东觉得自己只要多坚持一段时间，就能在危机中找到转机。
距离张保东这家饭店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鄱阳湖的湖面。因为去年夏天的洪涝灾害严重，湖水退得慢，到了这个冬天原本应该露出土地的地方，现在还是一汪湖水。
今年刚满50岁的马杰每天都骑着摩托车来这儿转悠一圈，看一看湖边“水上乐园”的牌子和几艘装饰一新的快艇。在去年初施行禁捕以后，村里近30位青壮年渔民就打算在村里做一个旅游项目，每个人都投了两三万元。这个水上乐园的初步规划，是打造一个鄱阳湖水上深度旅游项目。
这些曾经的渔民对这片水域如数家珍，由他们带着外地来的游客在湖上各处游览再合适不过了。但一切也仅仅是刚开始，目前由于客流无法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汇集，码头边这些快艇也只能孤零零摆放着。
其实在这个旅游项目中成为股东的村里人，大多有在禁捕后有出去务工的经历。有的人去了省会南昌，也有人去了深圳、东莞这些南方城市。但是最多不过半年，他们又纷纷返乡了。“那边就算是熟练工，挣得最多也就六七千。我们这种没什么专门技术的，挣得更少。”一位40岁刚出头的渔民告诉记者。还有一位曾经进过电子厂做零部件的大哥说“这些部件都太小了，我们拿惯了渔网的粗手干不了这种精细的活儿……”
大塘村村民想要在湖边开发水上乐园。 杨书源 摄
对于上岸以后的生活，面临更多未知和无奈的是60岁以上的老年渔民。孙乘（化名）今年67岁，在2014年打了一艘自己的小渔船，一个小船一个捕捞证，常年由自己和儿子两个人一起在船上作业。孙乘太熟悉船上的一切了，那里就是他的全世界。但是他直到现在几乎没出过家门，没有去过九江市区，甚至很少去5公里外的庐山市。在禁捕施行以后，一家人获得了4万多元的补贴，儿子就去外面打工了，孙乘留在了家里。半年前的一场意外骨折，更是让他更加害怕出门。
村委会旁有一家小卖部，午饭时分一家人都蜷在里面吃饭。男主人今年刚满30岁，从渔船上下来以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家中小卖部帮忙。而这个小卖部原本仅是为了让家里老人消磨时光、方便村里人的副业，现在却成了主业。店主说现在家里唯一转产再就业的只有他爱人。“女人比较好找工作，去庐山市里的服装厂、商店上班就可以了，男的有在渔船上工作的惯性，喜欢自由，进城务工，自己心理接受度就很低。”他说。
水面上的未来
现在的航道上因为没有了捕鱼船，湖面有些冷清，张腾有些不太习惯了。其实往年他反倒是希望自家船附近的渔船少一些，这样就能捕到更多鱼。
张腾说自己离开了这片湖就会没有安全感。“这种感觉，就像是让你们岸上的人到湖水里来一样。”所以依旧留在湖里赚钱，对他来说是最自在的生存方式。
一年前，张腾和别人合伙买下了一艘载重2700吨的水上运输船。在水上跑运输这一年，张腾把从南昌到庐山市的水路走了四五十趟了，每个码头货物运输的价格、装卸货物的快慢他很清楚，航线上各处水的深浅、暗礁，他也全都清楚。
他也曾经在几年前去过城市务工，却始终不适应。而现在他面对岸上的人，多少还是有一些自卑和内向。“比如每次运输船靠岸，我们要和岸上的一些老板打交道，我总会害怕自己说不好。”他说。
有一天张腾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近500人的人力资源公司的用工群，里面有不少自己渔村年龄相仿的伙伴，这个群里年轻的在二三十岁，年纪大的四五十岁。“越是年纪大的，越是难找工作。”张腾发现。
在庐山市以北50多公里的湖口县，渔民转业也成了当地各个部门2020年工作的高频词汇。湖口县人社局负责渔民转产转业工作的副局长徐局长介绍，当地实际退捕渔民820人，已转产就业的有633人。
去年8月，县里针对退捕渔民集中的双钟水产场，现场组织了11家企业开展了一次专场招聘推介活动。但那场招聘会的效果却并不显著，“主要还是所招员工的需求和想要就业渔民不太适配。来得都是些年龄较大但是职业技能不够好的，实际上企业想要的还是文化水平相对好一些的工人。”徐局长解释。禁捕以后不同年龄层的人大致有了不同的去向，60岁以上的老渔民大多还没找到新的出路，只能待业在家，四五十岁的中年渔民大多到县上就业或者是自己创业了，而30多岁的年轻人大多离开去大城市打工了。
叶宏亮今年46岁，在他所在的湖口县渔村洋港村算是渔民中的“平均年龄”。2019年3月禁捕尚未正式开始，他就和家里几位亲戚合伙承包了150亩地准备做立体养殖。
在禁捕以后，叶宏亮报名参加了县里针对水产养殖的3场专业培训。他在参加完培训以后做养殖的确更有章法了。
“刚开始我不懂，第一批鱼苗下去，长到一半不少鱼身上都长了绿毛得了皮肤病，我培训后才知道原来是我冬天忘记在把鱼塘水抽干时晒塘了。”今年让鱼塘底部的泥晒了足够的太阳以后，鱼再也没有得病了。”叶宏亮还在培训中知道了夏天要用石灰给鱼塘杀菌。2020年夏天，当地根据退捕渔民的培训意愿，集中进行了为期3天的创业培训班，截至目前退捕渔民共参与培训人数达30人次，发放职业培训补贴4800元。
叶宏亮在自己的立体养殖场里捕捞。杨书源 摄
在叶宏亮办公和居家合二为一的小屋里，挂着一个自制的渔网，这个渔网是从渔船上拿下来的，现在他还是在池塘里用。他解释说这种渔网比外面买来的塑料渔网要结实很多，起码能多用上五六年。
“以前捕鱼，总觉得我们是对鱼最熟悉的人，但是现在养鱼后才发现，我们以前知道的还很少。”叶宏亮觉得还是水里的事情最有吸引力。
相比以前在船上捕鱼，张腾今年在湖面上飘的时间更久了。一周吃住在船上以后再回岸上的家调整两三天。“但是就算是在家里的日子，我还是忍不住每天都到湖边去转转。”张腾说这就是人对湖的情感。
1月是长江流域的枯水期，河面下退了一些。有时候张腾船上载的货物多了，船就被压得很低，船面几乎接近水面。每当这时，鄱阳湖里的鲤鱼、草鱼就会纷纷蹦跳进船里，这样欢脱的场面在禁捕以前张腾似乎也从来没有见过。
“每次看到湖里的越来越热闹，我就会觉得再过几年看，眼前一家人做的这些改变终究还是值得的。”他说。
栏目主编：宰飞
本文作者：杨书源
文字编辑：宰飞
题图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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