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全国有几个万元户？这个小渔村有6500家，还自称猴子狮子自费造城

被研读剖析了千万遍的温州模式，该从何说起呢？

从特点来讲，叫千辛万苦，敢为人先；论其形态，又千姿百态，或许“无模式”便是其模式；若讲故事，全国首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胆大包天”的首条私人包机航线，还有曾被视作经济犯罪分子而受到打击的温州“八大王”，太多的跌宕与壮阔……

但我们选择了鳌江入海口南岸的龙港，它1983年设镇，因“小马拉不动大车”，于2018年成为全国首个“镇改市”。

而它更摄人心魄的传奇发生在40年前。当时还是小渔村的龙港，在当地政府几乎“一毛不拔”情况下，由数千名“万元户”自费造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我们寻访当年的“万元户”以及亲历者，发现他们的造城故事，真的非常“温州模式”。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航拍。（司占伟摄）

【一】

新华社温州支社原社长张和平有过一段刻骨回忆。1974年冬，他经过温州下辖的瑞安、平阳两县交通咽喉地带的龙港方岩下，只见四野民生凋敝，路不平，灯不明，一首凄凉民谣唱道：“方岩下，方岩下，只有人走过，没有人留下。”

龙港曾是一座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外界进入只能靠渡轮。（资料图）

12年后，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一行10人考察温州，在龙港却见截然不同景象。

这里新楼鳞次栉比，布局高度相似，底层为工厂作坊，二楼为卧室客厅；星期日，退休工程师、技师从上海等地赶来，构成人才与技术市场；当地劳动力市场也兴旺，社科院经济所王云仙稍作停留，竟迅速被当做外地来的农民工，被企业主约谈……

龙港镇劳动力中心市场。（资料图）

曾经荒凉的小渔村，俨然一座初具规模的城镇。民谣仍在唱，唱词却改成“几万穷，百万富，几十万元平常过。”

这背后，是一场破天荒的改革。此前，中国的城镇建设主体历来是政府，但在龙港，政府却“无为而治”，实行土地户籍改革，允许农民拔出“泥腿”、自理口粮进城落户，允许他们自筹资金在龙港买地、办厂、建房。

今年60岁的汤元挺，便是当年首批进城的农民。他自上世纪70年代起，迄今已在温州、上海及上海对口支援的湖北宜昌等地，先后创办13家企业。1983年，他率先在龙港建房，那幢楼3层楼高，一家五口搬入，花了他2.5万元。

汤元挺回到金乡，当地前店后作坊，仍是一派勤劳景象。（司占伟摄）

【二】

温州籍作家叶永烈笔下的龙港“农民城”像龙门，“不是腰缠万贯跃不进来。”

汤元挺作为首批进城农民，可见其能耐。但这能耐，又与能吃苦强关联。

他是苍南金乡人，幼时极苦，15岁就被父母逼着外出求生。整个温州人均耕地0.36亩，金乡更惨，0.12亩。汤元挺有4个兄弟姐妹，家中只种了点番薯，一场台风来，全部泡汤。熬到1976年，父亲给点小资金，通常不到10元钱，叮嘱一句“把钱用好”，便放孩子出去闯。

小汤一出门就是几个月，揣着原始资金，不敢吃饭，不舍得坐车。他往往沿着104国道，徒步去福建，当时车道窄，车速不快，他便机灵蹭车。遇不愿被蹭的司机，小汤就耍赖皮，或在爬坡时帮忙推几把。靠此，他往往坐上了车，还能蹭上饭。

当时，福建码头多木料生意，小汤就去帮工，用板车将山沟里的木料推到码头，赚点小钱。没饭吃，他去别人家干农活换几顿饭。小汤牢记幼时爷爷的金句，“人家给你吃你就吃”，换言之，能蹭一顿是一顿。这深深影响着小汤，让他学会了想方设法和“厚脸皮”，“只要有钱赚、不犯法，我都去做。”

自己琢磨出的各种求生技能，令汤元挺每次都能带回几百元钱，他悉数上交，换来父亲满意的笑。

【三】

待18岁，汤元挺不再往外跑，留在家做海鲜买卖。

家里分工明确，兄弟姐妹负责到海边买海鲜，做成鱼饼、鱼丸，汤元挺负责挑去菜市场卖，常要半夜12时出门，走3公里石板路，在市场抢先占个好位置。

温州鱼丸。（李晔摄）

父亲如此分工颇显英明。汤元挺脑子活络，顾客想买啥、多少的量，他扫一眼便知十之八九。往往顾客刚走到摊位前，他已将顾客需要的量称好，边说价格，边往顾客篮里送。顾客再压个两毛钱，只要不亏，他都答应。他还要观察整个菜场的供应量，若量多竞争激烈，他就让利加速卖，否则便卖得笃悠悠。他每天都能赚个几十元，同一市场里其他摊贩都做不过他。

鱼饼一直做到20岁，汤元挺结婚了。岳父母问他，卖鱼饼能赚多少钱？汤元挺实不相瞒，说万把块钱吧。不料对方非但没夸赞，还劝他：“别做鱼饼了，跟着我们做校徽吧！”

当时，金乡的碎料、徽章、标牌制作已起蓬头，数千供销员在外走千山万水，将国内外海量订单带回来。汤元挺在家乡接单，因为肯让利，手头有数百位供销员资源。由于数量巨大，哪怕每个校徽仅赚1分几厘，一年下来的赚头，竟也是卖鱼饼的数倍甚至十数倍。几年下来，又能小赚个几十万元。上世纪80年代初，万元户已是了不得的事情，但金乡早已闷声发财。当地习惯叫万元户为“猴子”，10万元户则为“狮子”。

金乡的标牌、徽章制作。（司占伟李晔摄）

手头有钱了，便想进城。汤元挺说，当时周围大量“狮子”迫切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迫切需要一个交通便利、信息灵通、金融灵活、劳动力充沛的市场环境，更希望改变自己长期落后的生活环境。城市文明，是他们的向往。

【四】

其实，在汤元挺结婚的1981年，温州南部鳌江流域的平阳县一分为二，变为平阳、苍南两县。此为改革的前兆。

新设立的苍南县，攥着空拳要啥没啥，除了几家小酒厂，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整个县域无中心城镇，苍南县的生产生活资料仍然要到隔江的平阳县鳌江镇批发转运。不少干部认为苍南经济落后，都争取留在平阳工作。

陈君球保留的资料。

事实上，了解到被分县后苍南干部群众的负面情绪，浙江省委已在悄悄酝酿，要求着重围绕县经济中心选址展开调查。此秘密方案，由原平阳县委副书记陈常修带话，落到了时任苍南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君球等少数几人身上。

今年已93岁的陈君球，忆及那段特殊使命下的峥嵘岁月，仍忍不住激动落泪。

陈君球。（司占伟摄）

他告诉记者，接到机密重任后，他与其他同志一同开展调研，反复比较，最后选定沿江、龙江之间的滩涂。这里地处物流交通咽喉地带，具开发建设港口城镇的自然地理优势。1982年4月，经温州市政府批准，苍南县沿江港区建立，苍南县委当年23号文件决定，由陈君球等8位同志组成沿江港区建设领导小组，陈君球为组长。当年9月13日，温州市政府批准发文《关于批准苍南县龙江港区总体规划》的批复，港区建设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