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凝聚|40后院士赵国屏:党员应该为关键大事发光发热

 一位党员一份光,一位党员一份热,一位党员一份责。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上观新闻专访十位不同年龄段的党员,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讲述他们与党的故事。

【人物】 

赵国屏: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我今年73岁了,党龄45年。说到我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从我加入共青团说起。

我上初一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三姐就入党了。暑假时,她回上海问我是否申请入团了,我当时还小,没考虑。她认真地要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保尔•柯察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人生目标的感召下,我在初二时交了入团申请。但是,团支书找我谈话,认真地指出,我在申请里再三强调,入团有利于自己进步的“动机”,是不纯的!我开始明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入团是为实现党的事业做准备;当然,要成为党的预备队,需要不断进步,但个人的进步绝不是入团的目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思考为什么要入党,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在初中时对生物产生了兴趣,一心想当生物学家。“文革”破了大学梦后,我下决心去农村,想在“广阔天地”里,实现“科学种田”的理想。1969年1月,我来到安徽蒙城朱集生产队,并在这里度过了10年知青岁月。初来乍到,看到农民生活贫苦,切身感受到了求“温饱”的“生存”压力。后来,在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发挥团小组的核心力量,团结生产队全体村民,建设先进的领导班子;修水利、积肥料、引良种、机械化——实施“科学种田”,带来了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年轻时的赵国屏(左)

尽管当时周围很多群众和领导希望我能入党,但是我一直非常犹豫。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要像白求恩同志一样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下这样的决心,真的太难了!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悲痛之余,我更感受到周总理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正是为了我们党的事业;正因为这样的事业艰难,就需要更多的人下决心去继承。我终于下决心入党,郑重地递交了申请书。

入党不久,我被任命为朱集大队党支部书记。怎么才能把大队工作做好,当选的第一天晚上,我就担心得睡不着。第二天一早,生产队的一位农民来敲门,说他孩子多,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全大队一千多人的“生存”“温饱”和“幸福”的担子,活生生地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要想改变农村现状,关键还是要千方百计提高生产力,增加农业产量和多种经营收入。我们挖沟筑坝蓄水,引入玉米等高产作物;建立专职农科队和良种保种推广体系;开办乡村工厂,增加收入,整个大队通上了电,还翻新了校舍。

1977年恢复高考,我没有报名,想坚持“建设淮北农村”的事业。年底,朱集生产队队长施良富劝我,“今后的农村与现在不一样了,你能考上,就去读大学吧!多学点本事,做农民做不了的事情。”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虽然没有文化,但他无私无畏、拼命苦干的精神,一直感动和激励着我们知青。也正是他的这番话,把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我,送进了复旦大学生物系。

1969年,在朱集生产队(前排右二为赵国屏,前排左二为施良富)

终于有了为研究生物学而系统学习的机会!我努力利用一切机会提升自己的能力。我每学一门专业课,都要找一本相应的英语教科书来读;而对于“生物化学”这样特别重要的基础课,则读遍了从医学、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撰写的英语教科书,获益良多。

大学毕业时,复旦大学领导希望已当选为校党委委员的我留校,将我作为“双肩挑”干部培养;但我为了得到科学研究的“科班”训练,还是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研究生,又经推荐考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于1983年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

在复旦求学

1992年,我回到上海,先在上海普罗麦克公司担任首任生产经理。1995年1月,我应导师焦瑞身召唤,回到了上海植生所。1997年,我任中科院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开始组建基因组与基因组工程实验室;1998年,参与主持中国科学院的人类基因组重大项目。所有这一切,对于从事分子微生物学和蛋白质工程的50岁的我来说,可以说是一次艰难的“大转行”。但我知道,这是关系到我国生命科学研究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突破瓶颈的关键时刻,只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当仁不让了。我们终于在三年内,攻下了克隆孟德尔遗传病“疾病基因”的第一个难关,《自然•遗传》杂志称之“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了”。

2002年,我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持完成了问号钩端螺旋体全基因组测序和注释。2003年,论文入选《自然》杂志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表50周年的专刊之际,我又去迎战sars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我们与广东省疾控中心合作,于2004年初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阐述了sars早期到晚期流行中病毒的分子进化规律,该成果荣获2006年度上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赵国屏(左四)与钟南山院士(左五)等合影

此后,我开始在微生物组与“多组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合成生物学领域耕耘。用了十年时间,我与同事们一起,推动这些研究走入国际的前沿。2016年至今,我又努力开展生物医学大数据的基础性工作,为建设一个先进的生物医学大数据体系而奋斗。

有位学生曾经评价我,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最勤奋的。其实,现在回头看,我一直对生命科学充满了兴趣,但我没有机会为此而做什么人生的设计,我只是努力积累学识,提升能力,坚守入党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抓住对科学、对人民、对祖国重要的关键的大事,认认真真地去实践——唯此而已。

栏目主编:龚丹韵

本文作者:黄海华

文字编辑:曹静

题图来源:黄海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