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党员一份光，一位党员一份热，一位党员一份责。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上观新闻专访十位不同年龄段的党员，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讲述他们与党的故事。

【人物】 

赵国屏：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 

我今年73岁了，党龄45年。说到我如何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从我加入共青团说起。

我上初一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三姐就入党了。暑假时，她回上海问我是否申请入团了，我当时还小，没考虑。她认真地要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保尔•柯察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人生目标的感召下，我在初二时交了入团申请。但是，团支书找我谈话，认真地指出，我在申请里再三强调，入团有利于自己进步的“动机”，是不纯的！我开始明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入团是为实现党的事业做准备；当然，要成为党的预备队，需要不断进步，但个人的进步绝不是入团的目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思考为什么要入党，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在初中时对生物产生了兴趣，一心想当生物学家。“文革”破了大学梦后，我下决心去农村，想在“广阔天地”里，实现“科学种田”的理想。1969年1月，我来到安徽蒙城朱集生产队，并在这里度过了10年知青岁月。初来乍到，看到农民生活贫苦，切身感受到了求“温饱”的“生存”压力。后来，在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发挥团小组的核心力量，团结生产队全体村民，建设先进的领导班子；修水利、积肥料、引良种、机械化——实施“科学种田”，带来了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年轻时的赵国屏（左）

尽管当时周围很多群众和领导希望我能入党，但是我一直非常犹豫。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要像白求恩同志一样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下这样的决心，真的太难了！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悲痛之余，我更感受到周总理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正是为了我们党的事业；正因为这样的事业艰难，就需要更多的人下决心去继承。我终于下决心入党，郑重地递交了申请书。

入党不久，我被任命为朱集大队党支部书记。怎么才能把大队工作做好，当选的第一天晚上，我就担心得睡不着。第二天一早，生产队的一位农民来敲门，说他孩子多，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全大队一千多人的“生存”“温饱”和“幸福”的担子，活生生地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要想改变农村现状，关键还是要千方百计提高生产力，增加农业产量和多种经营收入。我们挖沟筑坝蓄水，引入玉米等高产作物；建立专职农科队和良种保种推广体系；开办乡村工厂，增加收入，整个大队通上了电，还翻新了校舍。

1977年恢复高考，我没有报名，想坚持“建设淮北农村”的事业。年底，朱集生产队队长施良富劝我，“今后的农村与现在不一样了，你能考上，就去读大学吧！多学点本事，做农民做不了的事情。”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虽然没有文化，但他无私无畏、拼命苦干的精神，一直感动和激励着我们知青。也正是他的这番话，把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我，送进了复旦大学生物系。

1969年，在朱集生产队（前排右二为赵国屏，前排左二为施良富）

终于有了为研究生物学而系统学习的机会！我努力利用一切机会提升自己的能力。我每学一门专业课，都要找一本相应的英语教科书来读；而对于“生物化学”这样特别重要的基础课，则读遍了从医学、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等多个角度出发撰写的英语教科书，获益良多。

大学毕业时，复旦大学领导希望已当选为校党委委员的我留校，将我作为“双肩挑”干部培养；但我为了得到科学研究的“科班”训练，还是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研究生，又经推荐考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于1983年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

在复旦求学

1992年，我回到上海，先在上海普罗麦克公司担任首任生产经理。1995年1月，我应导师焦瑞身召唤，回到了上海植生所。1997年，我任中科院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开始组建基因组与基因组工程实验室；1998年，参与主持中国科学院的人类基因组重大项目。所有这一切，对于从事分子微生物学和蛋白质工程的50岁的我来说，可以说是一次艰难的“大转行”。但我知道，这是关系到我国生命科学研究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突破瓶颈的关键时刻，只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当仁不让了。我们终于在三年内，攻下了克隆孟德尔遗传病“疾病基因”的第一个难关，《自然•遗传》杂志称之“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了”。

2002年，我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持完成了问号钩端螺旋体全基因组测序和注释。2003年，论文入选《自然》杂志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表50周年的专刊之际，我又去迎战sars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我们与广东省疾控中心合作，于2004年初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阐述了sars早期到晚期流行中病毒的分子进化规律，该成果荣获2006年度上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赵国屏（左四）与钟南山院士（左五）等合影

此后，我开始在微生物组与“多组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合成生物学领域耕耘。用了十年时间，我与同事们一起，推动这些研究走入国际的前沿。2016年至今，我又努力开展生物医学大数据的基础性工作，为建设一个先进的生物医学大数据体系而奋斗。

有位学生曾经评价我，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最勤奋的。其实，现在回头看，我一直对生命科学充满了兴趣，但我没有机会为此而做什么人生的设计，我只是努力积累学识，提升能力，坚守入党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抓住对科学、对人民、对祖国重要的关键的大事，认认真真地去实践——唯此而已。

栏目主编：龚丹韵

本文作者：黄海华

文字编辑：曹静

题图来源：黄海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