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江南的灵魂。

水无物而容万物。江南文化从不拘泥封闭，自古以来就不断吸纳着不同地域的文化。

商朝末年，泰伯、仲雍为让位于季历，千里迢迢从渭水来到太湖之滨，中原文化第一次传播至江南。春秋战国，吴越两地的文化震荡融合，并与楚文化交流整合。

西晋末年，永嘉南渡，北方士族南迁，南京、镇江等地的移民甚至超过本地人。当时的江南人常作“洛生咏”，也就是学说洛阳话。李白曾有诗云：“闷为洛生咏，醉发吴越调。”

宋室南迁，建都杭州（临安），北方人再一次衣冠南渡，杭州就此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在富庶的江南完成了生命的安顿，也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元的江南文化。江南逐渐成为经济昌盛、人才辈出的区域。

明中叶后，苏州万商云集，人文荟萃，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到了近代，上海成为全国新的经济文化“码头”，带动整个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并与西方文化激荡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

江南既有“小桥流水”的自然风貌，也有“天下粮仓”的富足经济，更有“名士风流”的人文情怀。历经千年风雨，从历史中走来的江南吐故纳新，承载着时代变迁与使命。

水，孕育着江南人的品格。

小桥流水、溪山春晓、杏花微雨……柔婉秀丽的江南符号幻化于流传千古的诗篇、绘画、戏曲中，然而，这份柔曼并不足以概括江南人的心性。

六朝之前，江南人也曾“轻死易发”，随着文化南移，江南人转而尚文重教，化刚猛为内敛与坚韧。

文徵明曾说，江南士人追求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有思想、有方法的智慧之刚。他们在柔弱的外表下，始终保持着不可凌夺的士人本色，这也是为什么在朝代鼎革、民族危亡之际，江南士人总能挺身而出，具有担当“天下士”的勇气与责任。从刚正不阿的方孝孺、明末清初最顽强的反抗力量，到秋瑾、徐锡麟等民主革命志士，江南之“刚”昭然史册。

有人说，江南人向外开拓的精神不比闽粤人，而刚烈又稍逊于湘赣人。事实上，平和、包容、内敛的江南人心中蕴藏着江海奔流、精进创新的精神。无论是背倚大陆，还是面朝大海，无论是以稻作为生，还是以渔为生，或是以商贾为业，江南人从来不惧挑战，行走天涯后不忘回归乡梓，在固守与开放中寻求平衡。

柔山软水化育的江南人务实而灵动。宋明以来，商品经济在江南蓬勃发展，士商阶层相互渗透，商人的务实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士人的品格，使江南人在“经世”的基础上，更增添了与时俱进的灵活与应变能力。到了近代，江南人在思想文化和科学领域开拓进取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

上海博物馆“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中所展出的《姑苏繁华图卷》 蒋迪雯摄

水，成就了江南的智慧。

江南是水乡，贯通南北的运河连接了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居中的太湖，上游的苕溪、荆溪，下游的吴淞江、黄浦江横贯东西，连接山、海。湖泊、江河、海洋，造就了江南各地不同的气势与气韵。吴文化、越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互补共荣。

江南人很早就打破地域界限，分工协作。平原的江南、沿海的江南和山丘的江南之间的互动，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共同成就了江南的繁荣，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明清以来，江南形成了城市群，每个城市都各具特色，比如松江是全国闻名的棉布业中心，苏州、杭州、南京、镇江等地是重要的造酒基地，杭州、南京、苏州是全国最大的成衣制造地，苏州、无锡是重要的米业市场和粮食加工中心。近代的江南城市不断优化结构，功能互补，共存共荣，城市经济间的层级分工体系与互补性进一步强化，逐渐形成了一个至今不衰的城市共同体。

改革开放以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形成，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增长速度最快和最富有发展前景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城市圈的腹地经济基础、城市群层级的成熟度、内部区域文化的繁荣度等都有着明显优势，这种优势与江南城市群在历史上形成的分工合作密不可分。在上海的辐射下，江南内部的网络联系更趋紧密并且得到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江南腹地城市也通过上海与海外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进一步塑造了江南开放的性格。

江南是上海之母，上海是江南之子。上海要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更具时代魅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必须根植历史、关注当下、面向未来，用好用足江南文化资源。

栏目主编：龚丹韵

本文作者：陈俊珺

文字编辑：陈俊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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