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如何理解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内在深刻含义？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把握全球经济基础的历史结构性变化，全面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进而完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能力体系构建。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基础

理解全球经济基础，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始终必须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因此，考察全球经济基础的着眼点就在于考察全球产业和交换特征。

理解全球经济基础，必须重视马克思特别强调的“生产”与“分工”对于“交换”的决定性作用。显然，与历史上的国家全产业链时代不同，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下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基础存在形式，其生产、交换、消费不仅具有以产业链分工形式体现的全球化网络特征，同时其分配还以“价值”表现形式充分地体现在国家间对外贸易平衡表和“价值增加值”上。因此，当全球经济基础事实上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体现，国家作为全球生产网络节点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同时，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综合能力与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对应和承载了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由此，国家经济基础能力提升和经济安全维护，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国家安全能力塑造。

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国家安全

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而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和变动有其自身的结构性和网络化特征，并通过内在和外在的共同作用形式影响着国家安全。如，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规模体量，特别是枢纽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着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的向外辐射和延伸，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屏障；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反映出国家嵌入全球经济基础的能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则反映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产业融入度和结合度。这些基本要素显示着国家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链接能力和影响力，对应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抗风险能力。

除上述要素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节点”“链主地位”“技术生态体系”等要素能力，包括其对应的全球价值链权力，更是全方位地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并成为当今全球大国竞争和博弈的主要领域。

经济安全具有基础性作用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建设国家安全能力的体系性工作中，必须注意到经济安全特有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仅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充分阐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如果在当今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缺乏权重规模和收益权能力，那么不仅对外会产生严重的经济依赖，从而带来综合性安全问题，而且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国力来增进和改善自身的军事安全能力。

另外，还必须看到，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快速迭代，如果缺乏经济基础，国家不可能有足够规模性和可持续的投入实施现代系统性的科技研发，而科技研发的低水平与滞后带来的不安全性，又会产生国家“技术锁定”困局，进而反噬国家经济安全能力。因此，经济安全既是国家安全中的基础能力，也是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中需要特别重视的“关键节点”。

强化中国经济基础安全能力

针对当下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特征，既要看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已有的突出优势，中国的参与度也在持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经济自身的抗风险和抗打压能力，并有效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安全、维护了自身的发展利益；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节点”“技术生态系统”方面，中国目前还存在明显的能力短板，自主可控技术能力的欠缺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带来了国家安全的综合性问题。

此外，全球价值链“链主”角色的缺乏，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对外辐射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提升，削弱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安全的维护能力。当下，技术和关键产业已成为维护国家全球价值链权力的核心要素，强化中国经济基础安全能力，就必须以维护中国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为出发点，以有效提升和强化技术竞争力为手段，加快全球价值链体系重构，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作者为上海市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领军人物、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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