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系统阐释，引发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凯锋研究员看来，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本质联系，是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以下是她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中国式现代化”是眼下的热词，也是一个标识性概念。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标志性成就，也为国际社会所称道。研究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当仁不让的责任。其中，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本质联系，是一个重要研究视角。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由“后发”走向“内生”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指导；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探索和经验总结，反过来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今天的演讲，我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内涵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极其丰富的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启发和指引下，在对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开创出来的。同时，我们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定义过“现代化”一词，但在他们卷帙浩繁的著述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现代化思想，甚至可以说，其全部学说同时也是关于人类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更高社会形态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言了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他们指出，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带来了人类历史的巨大变革，“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对于“不发达的国家”而言， “较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未来的景象”。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现代社会”具有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指现代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但还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二是指未来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即工人阶级在“谋求自己的解放”的过程中，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创造出现代社会“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
由此可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化理论既肯定资本主义文明化趋势，又深刻批判其病理性缺陷，具有反思、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力量。尽管资本主义“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是，从更为宏大的世界历史的高度看，落后的东方国家或民族，有可能跨越历史的“卡夫丁峡谷”，“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从而实现自身向新的更高级的现代社会过渡与发展。
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吸收
我们再来看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派生物，起源于西方学者关于现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般理论，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为代表，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流派众多，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对立起来，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普遍化，并认为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效仿西方的经验和模式，走西方的道路。这些有着“家族相似”的理论流派一经面世，便遭遇其他理论的批判。例如，“依附理论”就明确指出，经典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对于边缘地区的控制与盘剥。欠发展国家应当摆脱边缘的依附地位，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世界体系理论”也明确表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基础之上，这种不平等既是欠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也是当代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因而欠发达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有走沃勒斯坦所说的“反体系道路”。
当然，“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也有自身的缺陷，即它们单纯从外部的国际环境来寻找非西方国家不发达的原因，甚至得出“不摆脱与西方中心国家的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等片面性结论。随着东亚经济和社会的崛起，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以日本学者富永建一、中国学者罗荣渠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类型理论的分析和阐述就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这些研究总体上反对将现代化与西化相等同、与传统相对立的立场，认为“使本国的传统适应新的功能”要比“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批判性地“占有”现代西方文明成果，通达本土思想源头并获得丰富滋养，主动构建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内生性、创新型现代化新叙事，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过程。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身处外国资本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中国作出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并且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20世纪初，列宁也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漫长而深刻的革命和改革，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思想的回应和证明，即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东方国度，可以在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就，避免资本主义的波折和阵痛，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回应，即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唯有在革命性的实践和创造中找到符合本国具体实际和历史传统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双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性关联，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经由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启动。近现代中国正是在欧美民主革命和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相继激发下，终于完成了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命运，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定历史基础。
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定了根本的历史、政治和制度前提。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自动解决。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曾按照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建立起传统计划体制。虽然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成为位居“世界第六”的“工业国”，但与现代化相关联的城市化进程却停滞不前，就人口比例而言，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沿袭苏联经验的快速工业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而且苏联模式受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增长，社会面临短缺危机。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功突破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和传统计划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创造性结合，建立了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体系，从而找到了符合实际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就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双重超越而言，就其肩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言，它是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1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总结了一系列带有规律性的理论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进行了集中、完整和系统的论述：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和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形态：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这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持续推动三个“内在统一”
一、历史认识与思想建构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持续推进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回应和促进，既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又离不开共产党人自觉理性的思想建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辩证思维告诉我们：肯定和遵从现代文明发展总体态势和高度重视历史参与者应有的主动性并不矛盾。一方面我们被历史所制约，另一方面又主动创造历史。历史规律并没有为我们规定一个不管怎样选择都注定会达到的先验目标。有客观根据的美好理想要变成美好现实，离不开我们党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因势利导。我们有必要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所面临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任务以及需要澄清和批判的错误观点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而在“重在建设”的意义上继续坚持唯物史观，彰显更为主动的历史自觉和精神力量。
所谓历史认识和思想建构的统一，还意味着要主动认识和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路径多样性及其共同特征，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作出更加合理的建构，也意味着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发展各个阶段的实践经验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理论提炼，也包括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性阐释。
二、中国特色与普遍共识的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主要特征、重要原则，又对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总体要求，体现出对中国特色与普遍共识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
“特色”应该是任何一个主体独立生存发展都会自然而然形成的面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从具体现实出发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成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正在和已经“化”成了“中学”，是中国自己的学说，理所当然体现出“中国特色”。这个特色，自当“以我为主，以人为鉴”。以冷静清醒的眼光审视、分析、优化“中国特色”，不断寻求更加合理、更具普遍共识的理念和境界，正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与“普遍共识”内在关系的基本方法。
西方不断丑化、妖魔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他们一直自诩其发展方式为唯一选择的独断思维紧密相关。即使完全按西方现代化模式走，他们也不会容许中国超越西方，照样全力打压。理论层面廓清“特色”和“普色”，不以特色抵制普遍，避免二元化很有必要，但认清西方见“色差”就打压的两极思维也很有必要。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仍应强调其独特意义；另一方面，探索中国特色，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逻辑，应始终与总体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同向同行。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的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制度和模式定于一尊的迷思，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现代化模式长期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格局，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道路、社会制度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也为整个世界的发展贡献了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和灵魂是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实践，它的理论表达便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赢得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主张”。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意味着造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形态。社会主义也可以承担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从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树立马克思主义崭新形象。
【思想者小传】
黄凯锋，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价值论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学术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人文情思录》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上海市第八、第十、第十四届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网络理论宣传和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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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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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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