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们很诚恳和真实，他们撕心裂肺的时刻，观众跟着被击中。演员特别躁动的时候，观众也会感觉到那种躁动。”4月25日，作家蔡崇达在上海云峰剧院观看话剧《皮囊》，该剧根据蔡崇达同名散文集改编。上海是话剧《皮囊》全国巡演首站。

“导演选择诗意现实主义表现方式，出乎我的意料，现在看来又好像是对的选择。它不是为了显示技术多厉害，而是根据戏剧需要长出来的样子。”

30岁生日那天，蔡崇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参观，展台安放各种药丸和医疗器械，每列都隶属于下面标注的一个个主人公，并陈列已逝的人们生前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蔡崇达看着这些面孔，突然想起自己重病8年、已经离世的父亲。从伦敦回来后，他搜寻着记忆中的父亲，写下了《皮囊》第一篇文章，“这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那些蔡崇达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们，一点点再现于书中，4月25日至27日又站上《皮囊》上海站舞台。

《皮囊》2014年出版至今，销量近500万册，已售出英文、俄文和韩文版权。“最初写《皮囊》，我并不是想要出书。书中80%以上都是亲身经历，最后20%因为涉及别人，不希望他们受到太多打扰，所以调整。”26日是蔡崇达第一次看话剧《皮囊》，剧中台词“我们用新的故事覆盖旧的故事”打动了他，“舞台的成长故事，不仅有我，也投射着主创人员的自我内心，并加以重新构造。话剧启动得比其他改编形式来得晚，但是它最快找到改编路径。每种艺术载体有各自的复杂。我相信王婷婷导演等主创做话剧，找到了内心与书共鸣的部分，才有勇气做这么困难的事情。”

话剧《皮囊》有两条主线，一是少年的成长，二是家里建房。《皮囊》中，蔡崇达写到，母亲想要建一座房子，一座四楼的房子，因为“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为了房子，她做苦工，捡菜叶，拒绝所有人的同情，哪怕明知这座房子不久后会被拆毁，却依旧执着，只是为了“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归”。

4月26日，蔡崇达在采访中进一步解析，“房子一开始寄托着父亲对母亲的爱情，后来是母亲对父亲的爱情，她觉得要守护家，接着是儿子对父母的亲情，最后又变成了少年对生他养他的土地的期望。对房子的执念，本质上是对家的执念。我们都在拼命构造自己的家，这个家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所在，一个具体的建筑形式，其实也可以是某一个关系，某一群人，某一种状态。”

话剧《皮囊》中的父亲尤其触动蔡崇达，“‘父亲’演员演得很好，他应该认真揣摩过，甚至去调研过半身偏瘫的人怎样行动。我很感谢他，重新让我看到父亲的某一个片段。话剧里很多片段让我看到当年‘我’以及很多人面对成长命题时某部分的自己。”

2022年，蔡崇达在上海的家中迎来40岁，“我们在家里小院子铺一个垫子，大家在那里晒太阳、切西瓜。邻居费尽周折，给我送来了一个蛋糕。”

30岁时，蔡崇达在《皮囊》写下20岁的自己，过了40岁，他想给舞台上20岁的自己什么建议？“每个年轻人都很不容易，挣扎着寻找自己的生长方向。回到20岁，我也不一定做得更好。我不觉得自己经历了更多岁月就有资格指导谁。”蔡崇达说，“人不能用过去的经验，以爱的名义，代替年轻一代去寻找未来。我不会对过去的自己指指点点，反而很感谢过去的自己，还是如此拼命、如此尽力。”

他将精力集中于写作，把改编交给专业人士，“少年时，我会觉得要打开所有可能性，我现在41岁，越来越知道能找到参与这个世界的一个路径已经很不容易。话剧不是我擅长和熟悉的，而且我期待它的生长。《皮囊》电影改编也是如此，有些人问我要不要更多参与，我说不用。我只会专注在写作上了。”

40岁到50岁，是蔡崇达眼中一个作家最重要的阶段，“有阅历，有感受，经历过长期的训练，还有体力。这十年对我来说特别关键。我现在属于一个很兴奋又很焦虑的状态，我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但是我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他的新书《命运》有十六七万字，被废弃的开头就有十几万字。他正在写第三本书，“开头写了一二十遍，每遍都写了八千多字，还是处于自我纠缠的状态。前天晚上写的五六千字好像对了，过了两三天，我觉得要‘毙’掉，要重写。”

话剧《皮囊》由北京抓马艾克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大麦mailive、果麦文化、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品，抓马艾克斯、大麦“当然有戏”联合制作。

栏目主编：施晨露

文字编辑：施晨露

本文作者：诸葛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