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一个月，以色列在遭到哈马斯袭击后对加沙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报复性打击，加沙已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联合国安理会数次努力寻求实现加沙停火的议案均遭到美国否决，不仅使联合国难以在停止加沙冲突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也使联合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遭到严重的冲击。

作为影响巴以问题的最大外部力量，美国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采取全面偏袒、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及美国在冲突过程中对联合国和平努力的阻挠，都把长期以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推上了新的高度。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既取决于以色列建国以来的美以特殊关系，也与实力强大的犹太院外集团对美国中东政策特别是巴以政策的巨大影响密切相关。但是，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也是美国中东战略和中东政策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不仅对这场灾难性的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破坏性作用，同样也不符合美国从中东进行收缩的战略需要。

加沙冲突持续升级的外部根源

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连续的、全方位的支持，甚至美国政府特别是拜登的声明与以色列政府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也恰如半岛电视台的评论所言：新一轮加沙冲突也是“拜登的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在军事、政治、外交和道义上对以色列的支持采取了尖锐而坚定的立场，但迄今为止他一直没有呼吁停火，这意味着他优先考虑军事行动而不是人道主义考虑。”

在政治上，美国与以色列保持了高度一致，拜登强调“美国和以色列国是不可分割的伙伴”，华盛顿“将继续确保以色列拥有保卫自己和人民所需的一切”，消灭哈马斯不仅是以色列的责任，而且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道义上，针对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都袭击平民的行为，美国采取了明显的双重标准。美国一方面对以色列遭到袭击表示同情和支持，并把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上升到“文明反对野蛮”、“正义反对邪恶”的高度，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在加沙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保持沉默，并多次阻挠安理会呼吁停火的议案。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对此不无讽刺地指出：“如果美国两党的政客不那么懦弱，他们完全可以在公正谴责哈马斯行为的同时，同样谴责以色列定期向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居民强加的残忍且非法行为。”

在军事上，“拜登超越了历任美国总统，用华盛顿拥有的最新武器装备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美国在东地中海部署了杰拉尔德·福特号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以表达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同时威慑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反以力量，以免使以色列陷入多线作战。此外，美国还通过海空力量向以色列紧急运送武器弹药。

在经济上，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专门的经济援助。美国国会众议院于11月2日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向以色列提供总计14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由此可见，美国在政治、道义、经济、军事上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无疑为以色列发动和延续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巨大的外部保障，同时也对加剧新一轮巴以冲突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中东战略陷入困境和僵化的渊薮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曾经指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史上绝无仅有的”，“与以色列的关系占据了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位置”。长期以来，偏袒以色列已经成为美国中东政策难以摆脱的战略僵化，也是美国中东战略屡屡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自以色列建国后，美以便建立了牢不可破的特殊盟友关系，在以色列立国以及数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均得到了美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巨大支持，以色列也因此被阿拉伯世界视为英国殖民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打入阿拉伯世界的“楔子”。

长期以来，美国中东战略的失败多与其偏袒以色列的战略僵化密不可分，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长期奉行的反美主义，以及极端主义对美国的仇恨和攻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僵化政策所致。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曾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美国对以色列始终不渝的支持以及与此相关的在整个地区扩展民主的努力，激怒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民众，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它和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带来的”。

客观而言，伴随“9·11”事件后美国中东反恐战争的失败，美国政府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曾试图对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政策进行平衡，并服务于美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却引起了以色列以及美国国内犹太院外集团的强烈反对，并使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难以摆脱以色列的掣肘。

特朗普政府巴以政策的严重倒退更与以色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诸如承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主权，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推动阿拉伯国家（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都是导致巴以矛盾激化甚至动摇“两国方案”的极端做法。拜登政府上台后也延续了推动“亚伯拉罕协议”的做法，并谋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企图绕过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做法，无疑构成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偏袒以色列政策得以固化和僵化与美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即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均难以摆脱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其内在逻辑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均选择向游说集团低头，他们扮演‘以色列律师’的角色，要求巴勒斯坦领导人做出艰难的妥协且无条件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已经影响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成功说服美国领导人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压迫，并把以色列的地区对手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当作敌人。”拜登在此次巴以冲突中对以色列的露骨支持，显然也与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大选密切相关。

美国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目的之一在于服务于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新一轮巴以冲突无疑又加大了中东对美国的战略掣肘，而美国更加毫无保留地采取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不仅严重影响了美国国际形象和国内稳定，也必将使美国在中东面临更大的矛盾困境。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栏目主编：杨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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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中民

题图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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