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的安全处在高度胶着状与瞬间突变状交织并存的复杂状态之中，处在动荡不定的全球地缘政治的旋涡之中，笔者拟从涉及东北亚安全困境的诸多议题和要素中提炼出几个关键的变量，即资本、权力和大国关系，对之展开考察和分析。

资本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提到资本对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的异化，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世界本质特征的一个科学而有效的窗口。

二战后，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之所以未再遭遇过类似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资本发展的周期性和阶段性危机之所以不再那么明显，即便发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大海啸但并没有最终酿成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主要是资本世界的自我修复机制以及制度失效后高强度人为干预造成的。2008年后超强的人为干预虽有效地延缓了危机的全球性爆发，但危机并没有得到彻底根治，相反却在为下一场危机的到来不断地积累，人类社会因此进入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时代。

当下的世界之所以乱，之所以充满冲突和对立，就是因为世界经济的底层逻辑即资本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异化。资本的不断异化，导致资本从财富的创造者异化成了财富的毁灭者，从对相互依存的倡导异化为对冲突和战争的嗜好，从对民需的依赖异化为对军需的疯狂偏好，从对明天因抱有希望而热情欢呼异化为对明天充满恐惧和绝望而充满敌意等。

世界经济底层逻辑的紊乱在不断地外溢，从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地区与全球层面的国际关系危机，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久拖不决、各种关系和矛盾高度集结而又十分敏感的地区，在此轮时代风暴的冲击下最容易成为热点地区，成为冲突和战争的易爆易燃地区。

具备上述所有特征的东北亚地区因此也沦为各种时代危机的风暴眼、地缘政治冲突的前沿地带。如何破解资本异化导致包括地区危机在内的各种危机滋生的难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类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

权力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对历史上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估算数据，早在公元1000年，中国和印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全球经济重心当时稳固于东方。在保持了820年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经济重心开始向欧洲转移，之后又向北美转移，西方成了世界的中心。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风水轮流转，安格斯·麦迪森认为，现在全球“经济重心”正迅速向东向南转移，到2025年，全球经济重心会像公元1000年时那样回到远东。

20世纪80年代人类社会拉开了世界权力重心向东方转移的序幕，引发了一个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雨后春笋般地先后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越南、印度……。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将亚洲地区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亚洲开始进入到整体性崛起的新时代。

但世界权力的东移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巨大的障碍、阻力和风险。我们看到，世界权力东移进程虽然并没有因为疫情和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而中断，依旧在顽强地演进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到，美西方势力是不愿意看到权力的加速东移导致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因此而被终结，为此它们开始联手，开始全球布局。无论是“印太战略”的提出，还是北约东扩的蠢蠢欲动，各种军事联盟的兴起，抑或是新冷战的预言等等，都是权力东移背景下西方国际政治的产物，意在全面围堵和阻击、延缓或终止这一历史进程，逆时代潮流而动。

东北亚地区作为东方大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因此成为权力东移进程中东西交锋的最前沿，朝鲜半岛问题，台海问题，甚至是南海问题等的相继出现，都成为引发东西对立与冲突的导火索，甚至是火药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燃爆。

当下人们最为担心的是，继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之后，或朝鲜半岛，或台海和南海等会否成为下一个新战场，由西方定义的所谓专制和民主为主题的新冷战铁幕是否会因此而真的降临。

东北亚地区承受着权力东移而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如何化解文明间对立与冲突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重大时代课题。

大国关系

东北亚地区是美、中、俄、日利益与矛盾的交汇点，百年大变局下，世界大国关系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大国力量关系的变化、大国间的利益冲突与彼此间关系的战略调整已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与否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权力结构中最为主要的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的走向，推动着世界格局的转型。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下的中美关系正处在深度的战略调整之中，东北亚安全局势受此影响而出现动荡，未来走向也扑朔迷离，甚至会出现阶段性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但随着中美关系逐渐地调整到位或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东北亚安全局势也会随此而出现相应的变化。

因此，东北亚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关系的调整，尤其是中美关系。如何化解大国关系危机，是一个关系到人类安全的重大的时代课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化解上述的这些矛盾呢？

2022年迄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相继提出了三大倡议，这对我们克服东北亚的安全困境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全球发展倡议，可以化解因资本异化造成的时代裂变而导致的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加剧；全球文明倡议，可以化解因权力东移带来的东西文明之间的相互激荡而导致的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加剧；全球安全倡议，则可以化解大国博弈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对立与冲突而导致的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加剧等。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栏目主编：杨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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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武心波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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