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谈 | 胡令远:中日关系定位再确认与再出发

新年伊始,展望2024年的中日关系走向,或能从2023年两国关系的走势中寻找到脉络和启发。而为中日关系定位再确认后注入新内涵,双方应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

首脑外交引领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也是重温初心、在百年变局下,特别是经历重大疫情变故后,如何把握中日关系大方向的关键年份。去年11月16日,在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举行会谈。这次会晤的关键成果,是两国首脑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再次强调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2022年11月,曼谷“习岸会”曾达成5点共识,对于稳定新冠疫情后的中日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旧金山之约”,则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视角把握中日关系大局和取向,意义重大。以此为引领,中日两国积极推进各层次交流和务实合作,不断为战略互惠关系注入新内涵。

整体仍显消极

去年的中日关系总体来说相对平稳,但两国关系依然处于“战略性消极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结构性矛盾的存量与增量相叠加,战略性疑虑不断深化。中日之间的领土及东海海洋权益争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旧有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与此同时伴随着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迅速拉大,日本在国家安全的认知上,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加大和深化。这集中体现在作为“岛国”日本在“涉海”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性,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逻辑及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使中日间“海洋安全困境”这一新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且有与旧有结构性矛盾相关联、相叠加的特征。

其二,日本版“印太战略”多重结构的打造与深化。2023年,日本继续推展和加大针对中国的日本版“印太战略”的举措和力度,并有新的突破。如去年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聚首戴维营,意在美日、美韩“双同盟”的基础上,实现美日韩三国同盟关系的“一体化”,打造针对中国的东亚“小北约”,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地区和平带来深刻负面冲击。不仅在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安保方面,日本也积极协力美国,推展“印太经济框架(IPEF)”,打造制约中国的“小院高墙”之外,2023年日本政府还实施限制对外出口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这种针对中国的举措,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具有政治和经济相叠加的双重性质。

其三,提升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枢纽地区”——东南亚关键国家、重点是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关系。2023年10月,日本外相上川阳子访问越南等东南亚四国之后,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访问日本,双方就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11月,岸田首相访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确认了双方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并就启动使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RAA)的缔约谈判达成一致;12月,日本-东盟特别峰会在东京举行,在日本的推动下,峰会在联合声明中提出所谓“加强海洋安保合作”,日本还宣布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提供预警、监视设备,以及日本制造的大型海上巡逻艇等。

其四,在台湾问题上持续挑战中国底线。去年8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窜访台湾,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政治人物。这一行径,凸显了日本政客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日关系红线的行为愈演愈烈,给两国关系带来危险变数。

面向未来之路

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面对严峻局面,必须不断探索如何走出困境,面向未来之路。

其中,以“旧金山之约”为背景,去年11月26日,时隔4年,中日韩三国第十次外长会议在韩国举行。为三国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也是这次外长会的重要目标。对此,人们给予很大的期待。

2023年的中日经贸合作,虽然受到“经济安保”的影响,但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势头。去年前10个月,中日贸易额为2564.18亿美元,与往年持平。去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有多达300多家日本企业积极参展,居外企首位。

2023年日本政府决定并实施将福岛核污染水直接排海后,中国决定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日本能以建设性态度,找到解决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最大限度降低其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

此外,有关民调显示,2023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降至新低,如何尽快改变对中国的认知,寄希望于疫情后两国民众的深入交流。

总之,展望未来,为中日关系定位再确认后注入新内涵,双方应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不言而喻,这是一项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栏目主编:杨立群

文字编辑:杨立群

本文作者:胡令远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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