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国画大师戴敦邦亮相GAF上海插画艺术节，与年轻人一同交流国画的魅力。
出生于1938年的戴敦邦，今年已经是86岁。一生钟情中国画的他，不断汲取传统绘画的精华，是公认的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大家。
国画大师叶浅予夸赞戴敦邦，“不仅能画水浒英雄，还能画红楼粉黛，文武不挡，男女不挡，是独树一帜的高手”。
上海插画艺术节上，选出了其作品中最经典的40多幅展出，包括四大名著人物、唐诗宋词意境、《金瓶梅》人物等。其中，8开超大画册《长恨歌》首次公布预售公告，这也是他连环画作品的“封笔之作”。
这些，仅仅是他作品的冰山一角。这些年来，为四大名著配插画，戴敦邦就先后绘制了近3000幅画作。其中，《红楼梦》作品就有1000多幅。而人们熟悉的央视版《水浒传》片尾的“英雄谱”，正是出自他之手。
采访约在冠生园路戴敦邦的一处画室。每天一早，戴老会从家里来到这里画大画，下午再回到家里画小画。风雨无阻。
采访的这天也碰到滂沱大雨。戴敦邦早早地就在画室开始绘画。根据约定时间，戴敦邦的夫人打开工作室的门，戴老的背影映入眼帘——彼时，他面对着墙上的一幅画，正认真涂抹修改。画面上，是《红楼梦》的众多人物，那是戴敦邦擅长的古典人物绘画领域。
他的画室，比想象中的简陋。没有专门的休息区域，墙上贴满了正在创作或已完成的画，下面放着几摞包括《解放日报》在内的报纸，随手可拿到的颜料盘就放在报纸上。画室里没有空调。因为戴敦邦觉得“太舒服的地方，画不好画”。
戴敦邦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两个耳朵听不清外界声音。这也让他绘画时不易被外界打扰，更能沉浸在绘画的纯粹世界中。
已经画了上百部大型画册的他，至今笔耕不辍。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83岁的戴敦邦出版了大型画册《资本论》。
他最常用的一枚印章上，刻着“民间艺人”，这是戴敦邦对自己的称呼，并以此自勉了近半个世纪。“我不是什么大师，也不是大家，就是一个为人民画画的民间艺人。”戴敦邦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戴老站起来送出门。他的步履有点蹒跚，略带歉意：“我听不清，但我还能看，还能画。”他穿着一件黑色中装，挥手告别，中装上点缀有“吉祥如意”的中文纹饰。
愿他吉祥如意。
戴敦邦画室一隅 董天晔摄
启蒙老师张乐平的“本事”和“干烧大虾”
上观新闻：您如何走上绘画这条路？是天赋还是机缘？
戴敦邦：我小时候，学校附近有个市场，我经常去逛。市场上三教九流什么都有，有个棺材铺，老师傅直接在棺材上面画。简单的就画两只仙鹤、梅兰竹菊之类，复杂的就画历史故事。老师傅很有本事，在玻璃上面用金漆画，不用打稿子。我有时候上课之前看一看，他画了个头；我放学回来，他基本上身体、背景都画好了，画得栩栩如生。从那个时候起，我对画画尤其是历史人物画，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上观新闻：对您来说，带给您最重要艺术养分的是哪一位启蒙老师？
戴敦邦：张乐平是我一辈子的老师。最早，我是他的粉丝。后来因为工作相熟后，有一次，他问我：戴敦邦，你怎么画人？我说：“我从头部开始画，站着是七头身，坐着是五头身，蹲着是三头身……”张老师直接打断我，说：“这算什么本事？这不是本事。”我不是很服气，心里想：“这不是大家传下来的经验么。”我说：“张老师，那什么是本事？”他说：“本事就是你第一笔起笔，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样器官，从这笔开始就要把一个人全部画出来，解剖要画准，动态要画出来。你要不信，我画给你看。”
因为张乐平有一部长篇漫画《二娃子》，我给张老师出了个“难题”，请他从二娃子的小脚趾开始画起。他说好的，很快就画好了，还问我画得怎么样？我这下心服口服。
张老师给我提出建议：“你要画人物，必须要有娴熟的基本功。不仅线条能画得好，而且身体结构也要画得好。不论从哪一个部分画起，都可以画好，而不是只能从头画起。”张老师的母亲是民间剪纸艺人，她剪人物画，一刀下去表情五官都非常生动。
张老师给我在绘画上指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我其实到现在都完不成他交代的这个任务，至今我还是只能从头开始画。
不仅在艺术上指导我，张老师也在生活上关心爱护我。我在友谊宾馆画《红楼梦》那一年，正好张老师去全国政协开会，也住在友谊宾馆。有天晚上，他参加完国宴，拎着一个公文包来看我。他用上海话和我说，“戴敦邦，有好事体，快来。”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从国宴上打包来的“干烧大虾”，后者就是他说的“好事体”。现在大家都不稀罕吃大虾了，那时能吃上大虾可是一种待遇。而从国宴上打包大虾出来的，估计就他一个。张老师对我说：“侬看，阿拉对朋友好伐，我们有福同享。”他从包里又掏出一瓶二锅头，虾让我一个人吃。其实我只比他的大女儿大一岁，但他一直和我称兄道弟，他叫他家里的小孩都叫我叔叔，完全不把我当小辈。不管艺术还是做人，我一辈子都佩服他。
我的艺术生涯里，最重要的三段学习经历中，张乐平老师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极重要的“良师”，分别是敦煌莫高窟的无名民间艺人以及华君武主持的首届中国人物画创作学习班。在那里，我有机会拜识心中乃至梦中的偶像叶浅予、潘絜兹、刘凌沧、晏少翔、任率英、亚明、张仃，作家陈登科，诗人白桦、韩瀚等，他们让我受益匪浅。
戴敦邦说：“我就是一个民间艺人。” 董天晔摄
吃上海滩香烟牌子乳汁长大的“民间艺人”
上观新闻：缘何用“民间艺人”来定义自己？
戴敦邦：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编绘传统历史人物资料小册子，没想到被当时在中国美协主持工作的蔡若虹先生看到，由此和他结缘并受到蔡先生的亲切关怀。我们常有书信往来，主要谈创作。蔡老有时也给我出工作上的思考题。一次我在信中流露出“敦煌取经”的念头。很快，蔡老来信，说这个想法很好，可以组织一批没有去过敦煌的文艺界人士一起同行学习，他让我写个报告。后来他亲自批复。这样就有了1979年7月底的敦煌行。
我们这个代表团，团长是北京的邵宇，副团长是上海的贺友直，团员有辽宁的王弘力，天津的张倬，北京的孟庆江、吴棣，上海的华三川等。他们长期从事传统文艺创作，但都没去过敦煌。当时都已经很有名，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不少东西。
我们下去后，地方上很重视。一方面，我向祖宗留下的民族瑰宝学习，一方面我也向这些同行的高手学习，特别是王弘力先生，后来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到敦煌莫高窟后，我们就怀着虔诚的心情开始对艺术珍宝“面壁”。洞窟内散发着一种陈腐味，我们当作是历史和艺术的芳香。我的心在颤抖，完全被征服了。我非常感动，当年画壁画的人没有留下任何名字，但他们创造了我们国家的瑰宝、伟大的艺术。
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艺术史，都是由艺人与艺术家两部分人通力合作创造的。艺人是无名英雄，其作品毫不逊色地被传诵千秋。我看到敦煌一些洞窟还残存着当年画工们遗下的草鞋和一碟碟鲜红的朱砂，我特别感动。当年的交通也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很多年轻人步行到达莫高窟后可能一辈子就在那里，回不了家。他们的名字叫“民间艺人”。
看到这些，我觉得我不应有名利想法。敦煌之行回来后，我请人刻了“民间艺人”的章，一直用到现在。我用这个称呼来鞭策自己、鼓励自己。
戴敦邦的“民间艺人”印章 受访者提供
上观新闻：从1979年至今，已经45载，历经近半个世纪洗礼，这个自称是否有新的诠释？
戴敦邦：不管什么时候，我的职业就是个民间艺人。有些人说我装给别人看，特别是我1981年后去上海交通大学当了老师，怎么还用“民间艺人”称呼自己？人家不理解，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我一直用“民间艺人”至今。
我画画为原著服务，都是二度创作，老百姓通过我的画能更方便地理解原著，或者说我画得挺像，那我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所以我也没有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大师。我做的只是一个民间艺人做的事。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轮回。蔡若虹先生评价我是“吃上海滩香烟牌子乳汁长大的”，我这个人没有特别的艺术经历和学术高度，蔡老比较了解我。为什么这么评价？因为我小时候，当时上海的外商为了激发更多中国人买他们的香烟，就在香烟牌子上印了很多中国传统故事里的人物，比如《三国》、《水浒传》等。我小时候把一个月的早点钱积攒下来，买了一套《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香烟牌子”。后来我工作后，一个老领导知道我的这个爱好。他临终前特意关照他的夫人，把他收藏的两套老香烟牌子送给我，上面画着《封神演义》。我家里至今珍藏着。这些香烟牌子的画都是不知名的民间艺人画的。我现在做的事也大同小异，通过人物画为年轻人传播名著故事，所以我注定是一个民间艺人。
戴敦邦作品 《南歌子》欧阳修 受访者提供
戴敦邦作品 《过秦楼》吴文英 受访者提供
《长恨歌》是连环画作品的“告别之作”
上观新闻：此次上海插画艺术节上，您的新书《戴敦邦绘长恨歌图释考》首次公布预售公告，将于6月上市。为何《长恨歌》是您连环画作品的“告别之作”？
戴敦邦：1981年，我根据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著名长诗《长恨歌》创作了七幅连环画，在中国画研究院的第一届画展上展览。此连环画展出后，我得到不少同仁和朋友们的鼓励，他们要我把全诗从头到尾都画出来。于是第二年我就继续画下去，直至1985年，整整花了四年工夫，才全部完稿，共计四十二幅。
原稿的画面纵横都是69厘米。我为什么要画得这么大呢？一则因自己年届半百，这样的尺寸比较适应目力；再则画面宽大些，可以容纳较多的内容，便于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部作品。我从十四岁开始画连环画，到画《长恨歌》已有三十五年。时间不算短，数量不算少，遗憾的是举不出一部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来。而且自1981年起，我担任了大学里的美术教学工作，主攻的方向已经是中国画了。所以无论从我的工作任务或从我的目力日衰等各方面来考虑，当时势必要同我心爱的连环画宣告分手了。因此这部《长恨歌》就是我向连环画画坛的“告别”创作。在我绘画历程中，这本《长恨歌》只不过标志着我的一个转折点。
戴敦邦作品 《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受访者提供
戴敦邦作品 《长恨歌》杨家有女初长成 受访者提供
上观新闻：绘画如何忠于历史？
戴敦邦：人物画始于唐代，以后逐渐式微。传世的宋画“清明上河图”已属难得了，但只能称之为民俗画和风俗画。唐宋遗存传世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和《韩熙载夜宴图》仅是规模尚小的行乐图而已。明清两代有过皇帝出巡图。特别是从意大利来了一些传教士到内廷任供奉，绘制了一些诸如乾隆狩猎和出征的大画。但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能留下的气势宏伟、场面宏大的真正历史画极少。所以，对今人创作历史画来说，无疑缺少可以作为借鉴和参考的经典巨作。
要真正创作出真实而像样的历史画也真不容易。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多而纷杂，而且后代的创作者又对历史知识掌握很有限，要借助于历史文献吧，犹如去大海捞针，不知如何下手。博物馆馆藏的东西多得惊人，但能公开陈列的毕竟有限，而且不一定用得上，用上了也不一定拿得准。所以，我特别佩服中国京剧和某些地方剧种，它们把上至三代下至明清的历史故事，不分各朝各代的特点和差异，一律按明清两代（以明为主）的生活习俗、典章规矩来设计人物化妆造型、服装和道具，只以剧中述及的故事情节来娱乐和教化观众。这确乎是一种聪明和便捷的艺术处理方法。
但要创作出真正的历史画，务必忠实于史实，应该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特定环境，这不能用舞台戏剧的办法来个一概而论，因为两者的功能显然是不同的。应以职业的责任心，尽可能做到忠于历史为好。这是条似乎极为浅显的道理，也很少人有意有悖其理，但一旦付诸实践，其中的干扰，有客观的迎合和主观对自己的原谅，自欺欺人，戏弄了历史，误导了今人。今天要创作好以历史题材的作品，能做到尽量不走历史真实的样也属实不易。
《戴敦邦新绘红楼梦》第23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受访者提供
做艺术的“苦行僧”，忠于原著方是“守正”
上观新闻：您曾说，太舒服的地方，画不好画。
戴敦邦：这句话，最早是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同我说的。
1977年，可能因为我画的《陈胜吴广》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举办的插图比赛二等奖，我接到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英文版《红楼梦》配画插图。为此，我来到了北京，被安排入住友谊宾馆。那个房间之前是给苏联专家住的，有独立卫生间、厨房、客厅，洗澡可以开热水龙头，马桶是抽水马桶，和当年中国普通人的居住环境相比，算非常不错。
周汝昌先生知道我在北京，来看过我。来了后，他说：“敦邦，你住在这里是画不好《红楼梦》的。你去北京西郊找一个破庙，住那里去画，才能画好。”
周汝昌的意思是让我深入生活创作，体验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居住条件，才能有更真切的感受。后来，吴恩裕专门陪我去西郊寻访曹雪芹故地，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是曹雪芹研究学会的处所。
其实不管是周汝昌，还是阿英、华君武、蔡若虹，这些老先生都将自己的红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他们给我的指点也都很直截了当。
上观新闻：所以多年来，您保持了一种“苦行僧式”的创作方式。哪怕后来大家生活条件都好了，您大夏天画画，画室不仅没有空调，甚至没有风扇。
戴敦邦：我不适应空调环境，也怕电风扇，电风扇会吹动画稿。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我习惯了。
方成曾形容我：“敦邦名字像外交部长，人似戴家庄的老乡，自称‘民间艺人’，其实是艺术门里的苦行和尚。”我把这句话刻在家里的家具上，以此作为座右铭。
戴敦邦四大名著插画作品，分别为《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上观新闻：包括《水浒人物108图》《红楼梦人物百图》等在内。您画的中国四大名著令世人瞩目。您最喜欢画哪一部名著？
戴敦邦：四大名著中，我画得最多的是《红楼梦》。从1977年开始，至今还在画各种类型的《红楼梦》，比如插图版、儿童画版、连环画版、封面等。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为央视版电视剧《水浒》画的人物组图。很多人不知道戴敦邦，但知道那个“画《水浒》的”。后来有电影厂要拍西游记大闹天宫，人物造型也是我画的。只是投资方破产了，电影没有拍成。那批画现在宝龙美术馆，前一阶段展出了，观众反响不错。
对我来说，四大名著各有特点，我没有特别的偏爱，无非就是这个画得多，那个画得少。其实我觉得中国有五大名著，另一部是《金瓶梅》。书中对封建旧社会问题的披露可以说比《红楼梦》更强烈。我也画了《金瓶梅》，并自认不比我画的四大名著差。也是因为我画了《金瓶梅》，理解了《金瓶梅》中那些社会底层人士的痛苦根源，让我后来画《资本论》特别得心应手。
戴敦邦绘 《金瓶梅》淫妇药鸩武大郎 受访者提供
上观新闻：您画了这么多文学人物，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戴敦邦：我特别喜欢鲁智深。我的性格也像鲁智深。鲁智深具有无产阶级的先天本性。他真性情，仗义，爱打抱不平，和林冲仅一面之交就结拜。他有缺点，粗鲁，但又粗中有细。他不像其他梁山好汉对宋江言听计从，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也不乱杀人，是一个很清醒的人。
戴敦邦绘 鲁智深 受访者提供
上观新闻：用画图解文学名著，如何在忠实于原著和保持自我艺术风格之间保持平衡？
戴敦邦：我觉得守正创新，最重要的是把原著的精华反映出来，体现原著的特色，忠于原著，忠于作者的思想。如果大家觉得我的作品好，首先是因为原著好。如果我的画让他们对原著产生一点疑虑，那就是我没画好，是我的问题，不是原著的问题。
不怕“厚古薄今”，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人
上观新闻：2011年，您完成一百幅《辛亥百年人物谱》后，右眼失明。这给您后来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今眼睛的恢复情况如何？
戴敦邦：2011年3月8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终于把《辛亥百年人物谱》画完了，内心一片轻松，我离开画室准备回家吃晚饭。经过一个每天都要路过的路口时，突然发现我看不见路口的红绿灯了。我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生说：你来晚了，右眼已经失明。
右眼失明，主要还是因为画《辛亥百年人物谱》的过程中我太激动了。为了画好他们，我查阅了很多史料，那么多可爱的年轻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献出了可贵的生命，我非常感动。每天从早画到晚，也不吃午饭，几块饼干就解决了。用眼过度。当时出版局、政协的领导来关心，我说我自己负责这个事，不需要一分钱赔偿。
不要紧，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画。就是现在我要画大一点。这样我远一点用左眼可以看清楚。
《戴敦邦书谱·辛亥革命人物》（孙中山） 受访者提供
戴敦邦绘《资本论》 受访者提供
上观新闻：您创作手记里的“吾以画为生，画以吾为友”，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画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戴敦邦：这个是我这辈子的豪言壮语。吾以画为生，画以吾为友。自成年以来，醒梦诱惑，几乎尽在一个“画”字。除了画画，我别无选择。我只能这么一直画下去，画到我画不动，画到我死为止！
上观新闻：您始终致力于“用笔墨讲中国故事”，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戴敦邦：我现在做原来的这些事更有自信了。以前我画这些，会有人质疑，认为是不是厚古薄今？有段时间，我也这样怀疑过自己。现在不怀疑了，而且更确信了。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我们不怕讲太多，而是怕讲得不好。
中华文化需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发扬光大。京剧有梅派、程派、马派，民间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招牌，既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流派。我很幸运，由上海交通大学戴敦邦艺术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成立了戴敦邦艺术馆，戴敦邦艺术馆将坚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秉承着“守正创新”的理念，不忘初心，结合更多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方式、通过更年轻的渠道，将传统国画发扬光大，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包括国漫也是，以前在我们的绘画行当中，没有国漫。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我这个行当。现在新生行业多了。如何激发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需要守正创新，需要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我会尽自己的一份力。
接受采访的戴敦邦 董天晔摄
本文作者：李君娜
题图来源：董天晔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