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迎来一个没人会感到骄傲的“新里程碑”。
美国财政部网站2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这距离去年底美债突破34万亿美元规模,才过去短短7个月。
如果把这笔债务分摊到美国民众身上,相当于每人负债近10.4万美元。
高昂的债务,被美国学者以“爆炸性”一词形容。它为何屡屡站上历史高位?反映美国何种政治经济现实?又将带来哪些影响?
“100天模式”
美债这个大块头,不仅“吨位”接连刷新纪录,一路狂飙的“速度”也不断打破预期。
去年6月,美债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这一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整整9年。
之后的半年内,美债以每100天增加约1万亿美元的速度飙升,被美国投资师称为“100天模式”。直至去年底,美债冲破34万亿美元大关,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提前5年。
如今站上35万亿美元关口后,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的美债可能依然“刹不住车”。
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认为,完全不排除在距离美国大选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债务再增加1万亿。“我们不能一直假装这不是个问题。”
该基金会报告还指出,如今,数万亿美元赤字对美国已是“家常便饭”。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美国联邦政府2024财年预算赤字(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预计将达到1.9万亿美元。
如果预计无误,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大赤字,仅次于2020财年的3.1万亿美元和2021财年的2.7万亿美元。2020年、2021年正赶上美国在新冠疫情救助计划上大举支出。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美国政府在未来10年将出现万亿美元的赤字,在2025年至2034年期间,累计赤字将达到20万亿美元。
“野蛮生长”的背后
美债规模为何不断迎来一个个高位里程碑?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表示,美国政府债务高企,归根结底是“入不敷出,寅支卯粮”。
一方面,拜登政府提出的基建投资、削减通胀等法案需要大量花钱,但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并未相应增加,债务负担不断累积。
另一方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一年以及拜登上台后的一两年,美国出于应对新冠疫情的需要,急剧扩大财政支出,使本就不可持续的财政前景加速恶化。
有统计显示,民主共和两党都对债务激增负有责任。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使债务增加近2万亿美元,因疫情推出的政策导致债务增加3.6万亿美元。拜登的政策则导致美国债务增加4.3万亿美元。
一边是连续几年的入不敷出,一边则是各种消极因素添堵。
无论是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增加的医疗补助支出,还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解决银行破产而推高的成本,以及美国对外国的大额军事援助,都刺激美债“野蛮生长”。
宋国友指出,美债出现类似“100天模式”那样的快速扩张效应,几个因素在推波助澜。
一是拜登政府依然想通过财政支出计划刺激经济。这集中反映在,两党于去年6月达成债务上限法案,将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初,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限制。
然而达成法案后不到4个月,美国又迅速花光了近2万亿美元,不得不重开印钞机,也让债务上限的“红线”形同虚设,提前失灵。
二是联邦基金利率处于高位,导致美国偿还国债利息的支出扩大,这也是推升赤字的一大关键所在。统计显示,美国2024财年上半年的利息成本为5220亿美元,较2023财年增长36%。
三是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这本已是一个逼近9000亿美元的庞然大物,而在全球爆发两场冲突之后,美国通过临时安排方式向国会争取军费,进一步推高了债务规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债务化成为常态,与美国政府“加杠杆”保持同步,之后的新冠疫情又加剧债务困境。第二,拜登政府主张“大政府”理念,三大法案均需发债融资。第三,美国并不十分担心债务,政府也不会崩溃,因为总有融资平台。它更关心GDP走低,希望通过财政刺激“做大”经济“分母”,控制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
字面上的“责任”
面对美债不断高举,国际社会早已发出预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主任古林查斯此前表示,美国的财政状况在世界各国中“最令人担忧”。
著名经济学家、《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认为,“由于债务不断攀升以及政客们无力应对这一问题,美国正面临‘死亡螺旋’。”
对此,美国两党并非没有行动。去年6月,两党达成《2023财政责任法案》。但这份被冠以“责任”二字的法案在舆论眼中,并未触及美国财政“不负责任”的病根,也难以解决美国巨大的财政挑战。
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的高级政策主管马克·戈德温当时表示,如果美国在未来十年内能够节省8万亿美元,那将是一个不错的状态,但《责任法案》仅能完成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目标。
而在大选年,削减债务问题更成为两党不愿触碰的问题。共和党公布的竞选纲领中,没有提及国债问题,民主党也是“谈债色变”。
宋国友表示,美国债务不断升高,政治是一个深层原因。
在他看来,共和党人主张减税,但不愿削减公共开支;民主党人倾向增加公共支出,但不希望增加税收。“在两党竞争的政治模式中,减赤肯定会让选民感到不舒服,它意味着选民获得的福利减少。所以两党的财政承诺都只是流于形式。”
“美国在财政问题上没有形成超越党派的、一以贯之的审慎原则。”宋国友说。
陈凤英指出,在美国两党制下,债务问题政治化趋势明显。大选年两党都不愿背上削减福利或加税的“恶名”,但大选后种种博弈将凸显出来。
例如,两党将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初。这一节点正好设在下届总统上任和部分国会议员履新之时,“新官”将要解决“旧账”。此外,明年国会也将仓促决定如何处理特朗普在2017年颁布的即将到期的减税措施。
“危险游戏”
有人说,肆意膨胀的美债犹如悬在国际金融市场头顶的“堰塞湖”。它会产生何种影响?又会否有“溃坝”之虞?
对美国国内而言,宋国友认为,“发债”利弊兼有。扩大债务规模维持了美国政府和经济体系的基本运转,但超出控制的话也会令美国资本市场感到担忧。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斯迈特斯表示:“赤字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就会损失33美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削弱经济增长和工资。30年内,爆炸性的债务可能会导致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减少10%。”
陈凤英指出,美国民众更关心通胀问题,企业关心降息问题,对于债务的关注并不集中。但债务对宏观经济肯定会产生影响,因为经济增量会被偿债所抵消,民众和企业需接受“蛋糕变小”的现实。
对全球而言,宋国友认为,美国的逻辑是,不断举债保障了其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运转,进而促进了全球经济体的活动。但从长期看,负面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因为美国举债实质上是借助美元霸权,让全世界共同承担债务风险。
“谁都不知道临界点在什么地方。”宋国友说,“美国正在玩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如果无法平衡现实需求与长期风险,那么美国就要面对巨大风险。”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认为,乐观的是,目前投资者对美国国债需求依然较大,税基也较为强劲。
但另一方面,投资者也担心,在“赤字轨迹”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高债务水平会带来破坏性,如限制美国财政灵活性,对生产性支出带来挤出效应。再叠加通胀等因素,可能损害美国长期增长前景,招致更多外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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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杨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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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全
题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