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化的力量，不仅是一个地区历史和传统演化的体现，更是推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的软实力。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曹伟明看来，由江南传统到海派新变，文化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以下是他在“长三角地区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从古到今，文化的力量、文化的观念、文化的精粹，决定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上海六千年的崧泽古文化遗址，以及马桥、福泉山、广富林、青龙镇等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对文化的扬弃，继承传统是前提，然后才是持续创新，兼收并蓄，在追求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追求具有共同信仰、共同目标的精神文明。
由江南传统到海派新变，上海如何运用文化的力量，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的交汇点，成为呈现经济文化发展成就的大码头？读懂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农耕文化的创新
古代上海的文化创造，是与传统农耕社会相伴随，为满足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力量。它孕育了上海精致、精细、精明的文化传统，塑造了精益求精、精耕细作、精打细算、精雕细刻、精明能干等文化特质。上海先民经年累月的生产实践，形成了丰富的技艺经验，并作为文化代代相传。在男耕女织的社会发展中，女红、烹饪等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而且与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相匹配，传递了江南人家的文化情感和美丽乡愁。
农耕文化的创新，让沧海变桑田，积累了开拓奋进的生存智慧，迎来了上海先民饭稻羮鱼、安居乐业的生活。
早在六千年前，上海先民筚路蓝缕，凭借开拓进取的精神，在崧泽古文化遗址上开创新生活。他们培育水稻，开凿水井，饲养家猪，驾上独木舟，闯荡于江河湖海，闪耀出古上海史前文明之光。
从“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到“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先民们创造了干栏式的房屋建筑，既可挡风遮雨，防潮防湿，又能躲避禽兽，得以安居乐业。上海先民从露宿山林、洞穴，到筑房而居，掌握了建造技术。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木、石构件，带有榫卯、销钉孔和企口。上海先民不仅有了相对温暖舒适的生活保障，同时健康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崧泽古文化遗址上的“上海第一村”，为以后江南的乡村、市镇、城市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依河而筑的江南古镇，功能布局完善的街市，都遵循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兼顾生态、生活和生产。先民在这里耕耘、渔猎、采摘、畜牧等，凭借着智慧和创造力，在水乡泽国里，飘荡着炊烟的芳香，生活得多姿多彩，成为江南文化的孵化地和承载地。
而崧泽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时期的石纺轮、陶制纺轮，实证了上海先民早在六千年前就已经具备了纺织技术，解决了衣不蔽体的窘迫，实现了御寒保暖功能。苏州草鞋山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用野生葛织造的罗文编织品，显示了编织的先进性。从崧泽遗址的孢粉分析，六千年前的崧泽地区已有大量的桑树生长，可以肯定当时的上海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和织造技术。加上后来黄道婆的纺织工艺的传播、改进和提高，让明清的松江府赢得了“衣被天下”的美誉，不仅有了纺织文脉的传承，而且解决了人们衣着、美化生活的需求。
农耕文化的创新，从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开创了上海先民与时俱进的审美艺术追求。
从崧泽古文化遗址考古发现，在这方气候温和、森林茂盛的土地上，上海先民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之外，出现了袅袅炊烟，饮食和生活方式开始转变，由生食向熟食发展，烹饪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崧泽古文化遗址上发掘的大量陶器，更是实证了蒸煮为主的烹饪文化的创新。
上海先民在制造陶鼎、陶鬲、陶罐等陶器之外，创造了一种更为复杂且巧妙的陶甗，成为一种新的炊具。它既可以一件使用，也可以两件套用，下部的鬲可装水，上部的甑盛放食物，鬲中的水烧成水蒸气，透过甑底部的孔洞，把甑中的食物蒸熟。更为有趣的是，这些陶甗还有配套的陶盖，保证了蒸煮时内部气压和温度的恒热，增强了蒸煮的效果，提高了食物的口感，使“蒸”食富有美味。后来，又演变成青铜甗，形成一系列的烹饪蒸煮的炊具，造福于先民。
农耕文化的创新，展现了上海先民顺应时势，进行技术革新，开启了自强不息“上海制造”的序幕。
崧泽古文化遗址、良渚福泉山遗址、广富林遗址等，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骨角器，囊括了上海先民早期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手工艺装饰品，以及各类精美的礼器等，彰显了史前“上海制造”的文化魅力。
崧泽文化时期，上海先民用象牙等制作的手镯、指环、项链等，作为装饰品使用，完全可以媲美现代的卡地亚、老庙黄金等饰品，满足了先民们的审美情趣。此外，不少器物运用了最早的人工新物质材料，是人类在化学物理领域的新突破。而轮制陶器的发明，是制陶工艺史上划时代的进步，不仅创造了功能完善、类型丰富、造型美观、装饰美化的陶器珍品和生活艺术品，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江南陶器文化，彰显了上海先民追求精致、美好生活的艺术创造力，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陶器是与生活用品相融合的艺术品，那么，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和玉琮等精美玉器，则是沟通天地神祇的灵性之物。它们不仅造型优美，而且精工细作的程度，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在“三星堆”等古文化遗址中，都有交流、传承和借鉴。这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的古代上海，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宗教信仰和一定的礼仪祭祀制度，实证了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文明起源阶段，为早期国家的实践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农耕文化的创新，从对原始大自然的依赖到江南智慧的培植和创造，积淀了上海城市天人合一的特质。
远古时代，上海先民的生存，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很大。考古发现，这一带处于江南水网地带，江河湖海密布，气候温暖湿润，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渔业的捕捞是当时先民摄入水产蛋白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他们从最初采用比较单一的捕捞方式，诸如涸泽而渔、徒手捕鱼，到临近海滨的先民，像现在的沿海居民那样去赶海，捡拾一些海滩的鱼虾贝类。崧泽遗址考古发掘发现，那时有不少陶、石网坠的出现，这表明早在六千年前，上海先民已经采用结网捕鱼的方法，获取鱼类和其他水产品。他们把网坠系在网上，让渔网自然下沉，完成捕捞。上海先民创造的这些智慧，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审美，尤其在陶器、玉器上，经常能见到水生资源造型符号的身影，诸如鱼类造型的玉璜、鱼纹饰的陶器等。
这蓬勃而质朴的文化创造力，都是顺应天时地利，在生活中发现美，在生活中创造美，形成了古上海独特的地域文化。唐宋时期，古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依江傍海，在宽广且可敌千浦的吴淞江上建有沪渎垒。上海先民经常在此，“插竹列于江海之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曰扈”。唐代隐居于吴淞江畔的诗人陆龟蒙在《渔具诗·序》中曰：“列竹于海澨曰沪。”“沪”是上海先民长期赖以生存的捕鱼工具，后来便成为上海的简称，充分体现了上海先民的文化意识和智慧特质。
农耕文化的创新，让青龙镇从军事重镇向上海最早海上对外贸易港口转型，催生了通江达海的文化基因。
青龙镇除了海内外贸易，更有发达的商业、酿酒业、造船业、旅游业、纺织业等支柱产业。凭借着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海内外贸易兴盛，富商巨贾集聚，青龙镇上“远商并来”。这里“富商巨贾、豪宗右姓所会”，街市店铺林立，商品市场活跃，“宝货东南之物”，形成了国际化和市场化的特点。
当时青龙镇的酿酒业酒务所收税率，占整个长三角的秀州地区的第二位，超越了当时的华亭县城。作为海内外贸易港口，造船业始终是青龙镇的重要产业。闻名中外的青龙镇造船场，带动了长三角地区海内外贸易船舶的制造和维修。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水上交通便捷的青龙镇，更是当时著名的旅游胜地，青龙观潮、赏万柳堤、品“天下第六泉”等旅游景点，成为文人墨客、富商平民的打卡之地。青龙镇上“宝塔悬螭，亭台驾霓”，寺庙、园林和众多名胜古迹星罗棋布，涌现了由苏东坡题亭额，与欧阳修“醉翁亭”齐名的“醉眠亭”。青龙镇上酿酒把盏的“杏花村”，瓦市勾栏中各种文艺表演，吴淞江上赛龙舟比赛等，更是助推了文旅的深度融合，增强了旅游业的活力。镇上家家户户的纺织业，造就了“蓝印花布”的兴盛，形成了江南“衣被天下”的经济盛景。作为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奠定了明清时期上海苏州河两岸棉纺织中心繁盛的基础，呈现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纺织业等重要基地的雏形。
海派文化的求新求变
近代上海，文化创造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属性。它孕育了崇尚创新、稳健实干、创造务实、脚踏实地的海派精神。在农耕时代，实用性是第一位的，但进入近代以来，由于物质产品的丰富多样，文化价值中的文脉和历史以“符号化”嵌入，亟需求新求变。作为国际大都市文化码头的上海，无论是最早繁荣繁华的商业业态，还是襟江带海、亲近海洋、错位发展、智慧竞争、趋新崇优的商业精神，都是城市的优秀文化，值得传承和弘扬。通过文化生产力的勃发，突出消费人群的差异性，显示出消费者的品位、身价、地位等个性特征。如今，不少成功的文化产业和文创产品，往往从传统社会的日用器中寻找灵感，然后华丽转身，满足人们对审美趣味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符号怀旧的需求，从而在共鸣和共情中火爆出圈。
上海，凭借文化创新的基因，释放文化的魅力，营造出海纳百川“万花筒”的局面。
人的流动便是文化的流动。上海历来是一个移民城市，从远古的崧泽、广富林遗址，到近现代的上海滩，这里汇集了五湖四海的国内移民和外国精英，五方杂处、海纳百川，既自主自立，又相互包容，凭借着勤奋好学、坚忍不拔、各奉其神、各操其音、各赏其乐、各品其食、各展其才、各显其能，成就了别开生面、开拓创新的远东大都市繁盛生动局面。
上海，凭借文化创新的基因，释放文化的魅力，营造出开放包容“大舞池”的胜景。
这里既有华丽时尚的亢奋热烈，又有古色古香的诗情画意。从近代上海的狐步舞、现代上海的华尔兹，到当代上海的探戈舞，激越昂扬、明快奔放，又炽热细腻，精致精美，方寸之间海纳百川，螺蛳壳中做足道场，进退有余之中，传统与现代共呈，体现出海派文化的瑰丽多彩。
上海，凭借文化创新的基因，释放文化的魅力，营造出开拓冒险的“创业福地”。
上海的文化生态，倡导开放，鼓励创新，徐光启、马相伯、商务印书馆、申报等文化人和文化机构，架设了中外沟通的桥梁。上海人睁眼看世界，热情礼赞于开放，积极投身于开放，营造了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良好风气，培植了不甘人后、勇立潮头的文化基因。从青龙镇的船舶制造修理场，到上海滩的江南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从青龙镇的蓝印花布纺织到苏州河两岸众多的棉纺厂，汇聚了缫丝、面粉、火柴、卷烟等各行各业，以及上海众多名、特、优的“老字号”企业等，这些都是集成发展、智慧发展的结果。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坚持“人有我新，人弃我取”“以人为本，顾客至上”“服务社会，互惠互利”，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创新中见贤思齐，不断做大做强。
构建文化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新时代，伴随着我国国民收入及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民众对文化创造的激情和热情持续高涨，文化消费需求也日趋旺盛，并形成新兴的消费热点。人们的消费行为逐渐从以物质为中心过渡到以审美和体验为中心，呈现出大众文化和艺术界限的逐渐消解。一方面，生活转化为艺术审美，商品呈现符号化、品牌化，进入视觉文化消费阶段。另一方面，艺术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贴近时代，走向市场并渗透进大众消费生活。
面向未来，应及时把握人们精神需求和情感消费的新热点，构建文化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一是运用文化的力量，繁荣和发展新兴的现代产业，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要让文化和科创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更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不仅依靠科技驱动，与科技创新密切联系，同时还要具有优质、高效、绿色等文化特征，达到“科技赋能，文化出圈”，让文化资源在创造性转化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比如，华为科创小镇入驻上海，开创了科创改变人们生活，科创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征程，将深刻改变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孕育的今天，科技融入对文化创新的驱动作用日益明显，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技术，将会得到普及应用，可以极大地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城市软实力的增强，提供新的载体和机遇。
二是运用文化的力量，继承和创新传统产业，提升文化竞争力。通过文化的生产、传播和创新，文化消费方式的变化，在强调互动性和社交性的同时，创造带有情感附加值、丰富体验感的消费方式，让沉浸式的文化艺术，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真切体验，形成新的商业模式，达到供需两侧的良性互动。
三是运用文化的力量，建设软实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积极布局和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开辟从上海到长三角地区新江南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新时代。诸如低空经济、康养旅游等，运用文化特色和资源禀赋，加快形成乡村振兴、古镇更新等旅游新业态和产业群，打造具有最江南、新海派特色的文旅新质生产力的品牌，开辟出未来旅游体验领域的新蓝海。
四是运用文化的力量，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格局，打造对外开放的最佳窗口。相对于传统的经济产业，通过文化力量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要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等有效保障，又要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与国家战略、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紧密结合。在文化内容生产、科技优化创新上实现双重赋能，注重培育和集聚文化与科技有机结合的领军企业、高端人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形成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文化的力量，源自持续不断的创新。只有把历史文化资源有效地转化为城市发展的资本，才能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带来澎湃的活力。面向未来，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新型的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在弘扬智慧江南的传统文化、制度创新的红色文化、创新求变的海派文化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上海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提质增效，提供新的动能，实现上海文化的出色、出彩和出圈。
【思想者小传】
曹伟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兼任上海市群众文化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艺术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委员。（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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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曹伟明
题图来源：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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