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家住八仙桥附近，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室内菜场，里面有众多吃食店，还有大众影剧院和嵩山电影院，有协大祥、宝大祥和信大祥三家老字号绸布店。那里从早到晚人头攒动，众声喧哗。有轨电车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它方头方脑，墨绿色涂装，“叮叮当当”在龙门路拐个弯，一路驶向新北门，一路驶向十六铺。这一切，就像默片时代的电影镜头。

有轨电车的驾驶员站在车头位置，目光坚定地注视前方，颇有大将风度。有轨电车靠一根黄铜曲柄控制方向，方向盘则是一个圆环，拐弯时驾驶员动作幅度很大，仿佛在推磨。

我读中学时，有轨电车一夜之间退出历史舞台，八仙桥就此少了一份欢乐。后来我知道，1908年是上海的有轨电车元年，第一批70辆来自英国，车身漆成印度红、金黄色嵌线。今天，伦敦有三种公共事物保持初创时的印度红色系：路边的公用电话亭、救火会的大门和有轨电车的车身。

上世纪40年代的金陵东路，有轨电车在此驶过。

第一批英商有轨电车打通了城市的东西走线，让魔都有了别样的声色。法商开辟的1路无轨电车穿过霞飞路，这为商业街的繁荣埋下伏笔。有轨电车与电话、电报、煤气、自来水等一样，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上海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第一落脚点，也是国货与洋货生死对决的战场。在外商的刺激下，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很快创建。

过了20年，上海人口增多，给城市交通造成更大压力。1934年春天，双层巴士奔驶在上海街头，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双层巴士的城市。面包状的巴士载着可口可乐和力士香皂的广告，成为老上海人的记忆。后来，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英国作为下届主办国接过奥运会会旗，并在推介表演中展示了仍在伦敦街头行驶的双层巴士。

有轨电车开启了上海公共交通的现代化，不过后来出现的无轨电车在舒适和便捷方面更具优势。无论有轨无轨，电车都属于廉价交通工具，对应着上海工业化的壮阔进程，承载着服务普罗大众的初心，这一点没有必要否认。

上海最早的有轨电车

在怀旧的浪潮中，今天的上海人开始怀念起有轨电车，有人想起张爱玲的文字：“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的灯点得雪亮。”不过，我更愿意沉浸在王安忆《寻找上海》的书页里：“它们在这个安谧的街角转了弯，驶上一条更为窄细的马路，简直是人迹罕至的。梧桐树叶间闪着阳光，掩隐着一扇扇黑铁门，门上有着镂花，可见里面整齐的房屋。铁门和铁门之间的墙，是奶黄色、砂粒面的，吃了光，颜色就变深了。电车好像进入了私人的领地，进到隐秘的生活里面。电流的嗡嗡声，还有转弯时的‘叮’的一声，带来了些外面世界的活跃。”

黄昏时分，当我劳作了一天后便站在阳台上作散漫的远眺，视野中的那个公交车站，停靠的都是新能源车，它们整洁、低噪、环保，一年四季有空调，舒适度令人满意。上海的公交车比之欧美国家同一时间维度的同行者，毫不逊色，甚至是一流的。

在新旧交替的历史阶段，公交车驾驶员也许是最后一代任务执行者，同时也是城市编年史的参与者和讲述者。我们这代人对车厢内的驾驶员和售票员并不陌生，他们在乘客不多的时候可以交流几句。我很喜欢听他们无拘无束地拉家常，特别是进入中年以后，柴米油盐、婆媳姑嫂、子女入学等话题，都与我们弄堂里的剧情高度相似，这也构成了上海的鲜活细节。后来加载了电子售票系统，司售人员精减至一人，驾驶员又要把握方向盘又要关注乘客上下车和刷卡，而且再也没有温柔体贴的女售票员跟他拉家常了。他跑一圈大概要2小时，一路上是看腻了的风景，拐弯时要踏一脚刹车，乘客也越来越少，而且以行动不够利索的老年人居多——这是多么孤独的旅程啊。有时候我很想跟驾驶员聊几句，但意识到这可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只得作罢。

我们小区里的老刘，开了33年公交车，是正宗老司机。他每天要穿越黄浦江8次，每天拖着疲惫的躯体回家，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酒，休息天抱着一瓶酒可以消磨一个下午。他妻子从一位心理咨询师那里得到启示，建议他养鸟。现在老刘养了2只八哥，八哥能用上海话、苏州话、苏北话报站名：“陆家嘴滨江大道到了……”

我们这座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是相当先进的，足以傲视全球，在轨道交通、长途客运之外，公交车的价值在于执行“最后一公里”的任务，其重要性不容低估。而孤独的公交车驾驶员，是家庭与学校的摆渡人，是职场与商场的摆渡人，是理想与现实的摆渡人，也是爱情的摆渡人——他们阅尽人间春色，当然知道刚刚跳上车的那位施了淡妆的姑娘，脸上酝酿着幸福的微笑，正满怀憧憬地赶往一家咖啡馆。

如今我依然热爱坐公交车，热爱在安全、舒适的公交车里，与驾驶员风雨同车、一路繁花。

原标题：《当年，第一批有轨电车打通了城市的东西走线，让魔都有了别样的声色》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本文作者：沈嘉禄

题图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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