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马兵(评论家,山东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对谈嘉宾:
李浩(作家,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玉栋(作家,山东作协副主席)
来颖燕(评论家,《上海文学》副主编)
颜炼军(评论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赵月斌(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苏辛(作家)
我们仍要重视故事,重视故事的讲述方法
马兵:我们在谈论文学经典时,总在称颂经典的审美光芒、精神力量和隽永价值,故事似乎并不构成经典的核心维度,尤其经受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更是如此。就像乔治·斯坦纳说的那样,最能代表现代模式的小说,它们的说服力已经没有多少来自故事,来自那“且听下回分解”的古老魅力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故事的,如何理解经典之作的故事性?哪一部经典的故事让您经久不忘?
刘玉栋:何为经典之作?我的理解就是能够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被不同时代的人反复阅读的作品。作为一部经典小说,它的故事性肯定也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确实,经历现代主义洗礼之后,经典小说的评判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仅靠故事很难再成为经典,但并不是说小说的故事性不重要了,而是围绕着故事需要做更多,书写故事的方式更为复杂,讲述故事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有些经典小说的复杂多义会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经典之作,故事的框架和核心还是相对清晰的,但并不是一般读者读上几遍就能够理解悟透的。但对于投入的读者来说,它们的故事性呈现出诱人的气息,即便是一些片段,也可能会抵达人心和人性的深处,让人产生瞬间的震颤。
哪一部经典小说的故事让我经久不忘?我想到格雷厄姆·格林的长篇小说《问题的核心》。小说展示了主人公斯考比——英属非洲殖民地官员所遭受的种种人生困境,他的内心始终处于人性、道德和宗教的巨大矛盾冲突中,难以摆脱,最后服毒自杀。这部小说我至少读过三遍,围绕着故事,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斯考比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同情、怜悯、恐惧、责任和失望,以及面对爱情的复杂心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冲突和纠缠准确而真实,具有普遍性。
李浩:乔治·斯坦纳所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小说也有一个“螺旋上升”。在二十世纪的中后叶,伟大的作家们已经意识到(或者重新意识到)故事的魅力和它的有效。于是,在后现代主义浪潮式微之后,现代小说又有了汲取故事魅力、重新建构故事讲述方式的“新变”。我们看伊塔洛·卡尔维诺、奥尔罕·帕慕克、君特·格拉斯或者萨尔曼·鲁西迪的小说,故事的魅力显然是丰盈的。即使像胡安·鲁尔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在重视现代意识的同时,也从未放弃过故事介入。只是,此时的故事可能已非“古老”的故事,而是注入了象征和寓意的现代故事。对于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而言,它要包含四重推动力:故事的、语言的、情感的、智识的,而这四重推动力中最不可取消和忽略的就是故事的推动力。作为一个对现代模式极度迷恋的小说家,我越来越意识到故事在文本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意识到它对于小说的支撑作用——故事是骨骼,而我们试图对世界的真诚表达(智识的、思考的)则是骨髓。必须承认,因为对故事的刻意取消,后现代主义文本能成为经典的可谓凤毛麟角,现在被反复言说的一些文本也会在下个世代中被“溶解”掉,不再被提及。所以,我建议作家朋友们要重视故事,重视故事的讲述方法,尽管这些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要有“螺旋上升”的更变。
来颖燕:既写小说又写评论的埃科曾说:“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小说,因为正是在那些虚构的故事中,我们试图找到赋予生命意义的普遍法则。我们终生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何而生,为何而活。”这明白无误地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阅读并理解经典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讲述的是身为读者的我们如何与作者“分享同一种天性,摆脱时间的独裁”(哈罗德·布鲁姆语)。
乔治·斯坦纳总结出这个观点,但或许我们忽略了一点,故事是早于小说的存在。故事身上集结的力量来自人类对于秩序和协作发展的渴求,这是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表达的观点——虚构故事的力量,让智人能够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发展出种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本雅明早已总结过故事的要义——古老的故事由远方的人带来,并且需要交流和听众。所以,对故事而言,异质性和共情力才是刻在属性里的要义。并且,更要紧的是,故事并不止于传达一个关于生活的明晰洞见,而是涌动着持久的生命力,渗透着关乎人世万物的“感觉”。
但乔治·斯坦纳的判断依然是有原因的,它的有效性并不在于故事于经典不再重要,而是这种观点提醒着我们传统价值的共同体已经破裂,如果我们不再修复对于经典所持有的精确的、敬畏的阅读态度,那么生之意义将更加遁入一地碎片之中。好在我们每个人阅读经典的故事,是一种镜像,重新聚合成了一个后撤的、更庞大的情节,那是埃科所体悟到的阅读小说的意义所在,也是赫拉利论点的支撑——有了对于故事的依恋,自我和众生的历史才会得以延续。如本雅明所说:讲故事的人是一个能让他生命的灯芯被他口中故事的微弱火焰彻底吞噬的人。
赵月斌:故事性从来不是经典的对立面。作为“有灵的活人”,要是离开了故事,大概也就不灵了,甚至也没法活了。所以,哪怕是最具现代模式的小说,也不可能完全剔除叙事的骨架。所谓经典,往往是那些能够穿越时空的“好故事”。它不必完全靠情节取胜,但一定蕴含着虚构的力量,它让我们知道世界总无尽头,重要的是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如果要举一个例子,我想谈一下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这部被马尔克斯“倒背如流”的中篇小说,译成中文的字数不过六七万字,却被许多中国读者视为“天书”。因为它不仅颠覆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线性叙事模式,而且通篇碎片,几乎没有那种线索分明、全须全尾的“故事”,乍读起来确实难以下咽。我硬着头皮通读一遍后,才发现这部小说之所以难读,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讲故事,更不是因为它的故事不够好。中文读者的主要障碍在于译文中有错误。可就算如此,也未妨碍《佩德罗·巴拉莫》成为许多读者眼里的“神作”。为什么?因为,就像大海可以容纳浊流一样,《佩德罗·巴拉莫》也拥有一个颠扑不破的好故事。正因如此,它才经得起那种无伤大体的曲解、错译。我在重译此书的过程中,通过一遍遍的斟酌、考订、校正,更是发现它的魅力不在炫技,而是它发明了自己的故事——这部作品就像老掉牙的民间故事,不过是用最质朴的方式发出了令人着迷的声音。
原标题:《时间、故事与小说:一场关于文学经典的漫谈(上)》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何晶
本文作者:马兵 李浩 刘玉栋 来颖燕 颜炼军 赵月斌 王苏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