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起来！前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上海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强音。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寻访的第二路，寻找当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诞生之处，访问文化名人抗战期间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轨迹，回望上海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万众一心的觉醒。
上海溧阳路瑞康里92号，是新民晚报社老社长赵超构生活了半辈子的住所，《虹口区志》和《虹口文化志》因此都收录有“赵超构”条目。
今天，这个地址不仅是一名新闻记者“一笔曾当百万师”的传奇注脚，更是后来者触摸一个时代报人风骨的精神灯塔。
而赵超构与上海的交集，其实远早于瑞康里。
大学时代走上“韬奋的路子”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
一位署名“赵景熹”的大学生，给他中国公学的老师刘秉麟写了一封不到200字的手札。信中期望，自己写的介绍国外经济最新学说的书稿，能在刘老师兼任编辑的商务印书馆刊行。
相关研究显示，“赵景熹”正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杂文家、新民晚报社原社长赵超构的学名。这封写在活页练习簿上的短札，是目前已发现的赵超构存世最早的信函。
赵超构学生时代手札，收入《赵超构手迹辑存》。受访者供图
数十年研究赵超构的学者富晓春，与赵超构的女婿陈舜胜一道，根据其大学时代的履历行迹分析，这封手札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1932年。当时，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赵超构就读的中国公学校舍遭到日军炮火炸毁，被迫延期开学，他只得“流离沪上”。
之后，赵超构本人再未提及此事。刘秉麟后来有没有给赵超构回信？信中所提“《推克诺克拉西》一稿”下落如何？这些问题，目前都尚未有答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封信是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青年赵超构在上海出租屋内笔耕不辍、广泛投稿的真实写照。据考证，直到1934年大学毕业任南京《朝报》编辑，这段时间赵超构在《申报》《银行周报》《工商半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学着他的偶像邹韬奋，走上了新闻的道路。
赵超构晚年回忆，自己“乱读书、读杂书、跑书店”的习惯，是从文成老家到温州念书时养成的。求学上海前，他已开始订阅《时事新报》，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正是由于这个习惯，他接触到一些新文化，接触到一些“第一次大革命前夜的风风雨雨”，少年的爱国心因此被唤醒。“五卅”惨案后，他和许多同学脱离了当时就读的教会学校，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从此彻底丢掉了“在洋大人鼻息下找‘铁饭碗’的可耻的念头”。
12年以后，写信投稿的大学生赵景熹成长为《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发表了通讯集《延安一月》，轰动一时，洛阳纸贵。
《延安一月》初版本。李铭珅 摄 受访者供图
阴差阳错进入“中外记者参观团”
赵超构写《延安一月》，始于偶然。
1944年，为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气氛，一批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提出要访问延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状况，也受到多方关注。国内外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最终同意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前往边区。
在这个“参观团”里，《新民报》得到一个采访名额。该报最初选派的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但因其与中共方面关系密切，被国民党当局找借口拒绝了。第二个人选是“三张”之首、当时已颇有名气的张恨水，不料临行前他家中有事，也不能去。报社这才改派了年轻的赵超构。赵超构当时资历不算深，性格内向，自小由于耳疾听力不佳，温州口音又不大好懂。对国民党当局来说，这倒不失为一个满意的人选。
当年5月17日，“参观团”从重庆出发，6月9日抵达延安。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与中外记者合影，后左九为赵超构。收入《报人赵超构》。受访者供图
6月12日，赵超构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当晚看戏，工作人员招呼大家从第二排坐起。赵超构因耳疾没听见，坐在了第一排，不久发现毛泽东在他的右边并肩坐下。他有点局促，但立刻便觉坦然了，因为此时毛泽东是一位“殷勤的主人”，让烟让茶，老朋友似地谈话。这些情景，他都写进了后来的《延安一月》。
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赵超构不仅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采访了丁玲、艾青、范文澜、艾思奇等文化人物。《延安一月》在《新民报》连载，开始每天只刊登七八百字，后应读者要求，增加到两千多字，持续81天。
“一个聋甏记者捅了个大娄子”
当年11月，《延安一月》结集出版。《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在书首《关于“延安一月”》中说，作者“对于延安事物，虽然有时是介绍，有时是批评，但自始至终，看不到一句话是离开国民的公正观点的”，认为“忠于他的记者责任”。张恨水也在该书序言中透露，赵超构事先与他商量过“应当取一个什么态度”，自己提供的意见是“观察最好一切客观”，并表示“我很欣羡我们的意见，大体不谋而合”。十多万字的记录，以一名新闻记者的独立思考，向国统区读者展现了陕甘宁边区的面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延安，一个“新社会的试验区”。
1944年，赵超构在延安。收入《报人赵超构》。受访者供图
2024年，上海一场名为“林放不老”的赵超构手迹特展中，《延安一月》重庆初版、再版、三版、成都印再版、上海版、日译版六个版本，齐聚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80年后再读《延安一月》，策展人、新民晚报高级编辑李天扬依然感慨“精彩极了”。他认为，此书的价值在于它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不仅“写出来”，还能“发出来”。为了应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赵超构在写作上也颇费了心思。
根据这些版本，《延安一月》刚面世时几乎过一个月就加印一个版，畅销程度可见一斑。富晓春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当时各地甚至出现了书商竞相盗版、读者手抄油印的情况。
毛泽东评价，“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称《延安一月》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而在国民党当局内部，《延安一月》同样引发震动，有人惊呼“一个聋甏记者捅了个大娄子”。该书一度被国民党列为禁书。
影响一代热血青年
受到《延安一月》感召的，还有一批又一批迷茫中的热血青年。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当年14岁，他读完《延安一月》，感到“仿佛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叶圣陶长子叶至善在回忆录《父亲长长的一生》中写道：
“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新书是《延安一月》，赵超构先生以重庆《新民报》记者的身份，去访问了一个月回来写的。我们家一听说就买了一本，除了祖母和三午，都读过了。如今至诚‘远游’有了眉目，又都重读了一两遍，至诚不久就要到这个崭新而陌生的环境中去了，他将要学些什么做些什么呢？总之是难以描摹的别一个世界。二月廿一，父亲带回来一本浏阳纸印的《延安一月》，说是赵超构先生送给他的，给了至诚作为远游的纪念。”文中的三午，是叶至善的儿子，当时只有3岁。至诚，是叶圣陶次子叶至诚，当年已有奔赴解放区的想法。
循着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周祯伟的这个发现，李天扬在《叶圣陶日记》查到了1945年2月21日与赵超构等人聚餐的记录：
“赵超构为《新民报》记者，去年往访延安，其所著《延安一月》，近颇为人传诵也。慕名已久，得会甚欢，承赠余浏阳纸本之《延安一月》一册，较前所见者清楚得多。”再次印证了《延安一月》“市面上最畅销”的盛况。
那时的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即便无法亲身前往，很多人正是通过赵超构这本书，了解他们向往的延安。
放不下笔也不愿放笔
1946年，因抗战分离了整整八年的赵超构一家，终于在上海团聚。
这一年，《新民报》上海版创刊，后为《新民晚报》，赵超构任总编辑，从此与上海深度结缘。
赵超构全家福。前排左起：赵超构、赵刘芭、刘化丁；后排左起：赵东戬、赵静男、赵东戡。摄于上世纪60年代。收入《赵超构手迹辑存》。受访者供图
也是在这一年，赵超构迁入虹口区瑞康里。曾任《新民晚报》的副总编辑张林岚，在《赵超构传》记述了这套“一楼一底一亭子间”的石库门房子，赵超构的卧室兼书斋只有大约十平方米，一次陈望道来访，吃惊道：“你们这楼梯，既狭且陡，一不小心要摔下去的。”
然而赵超构在这里一住42年。他后来“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的办报思想，他数百万字“说真话、贴近社会生活”的林放杂文，影响了几代报人和读者。不论是战火纷飞，还是改革兴起，他始终秉持新闻人的初心，站在时代的潮头不倦书写。正如他一次接受采访时所说：“真正的记者，不到生命的终点，是放不下笔也不愿放笔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34岁的赵超构远离家乡、分别妻儿，在特殊的历史洪流中写就《延安一月》，绝非偶然。
“林放不老”展“未晚谈”展区，墙上为赵超构“说真话”手迹。李铭珅 摄 受访者供图
原标题：《每月加印一版！这本市面上最畅销的书，曾被国民党列入“禁书”》
栏目主编：简工博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刘璐 王闲乐
题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