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关于动物保护或善待动物的话题频频引发热议。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家养宠物，往往有或理性或感性的不同声音。动物保护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如钱永祥先生所说，动物问题牵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人类文化、情感、理性、信仰等各个角落。而观照现实，还需要观察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历史学家便有了用武之地。
在史学界，对动物进行研究尚且较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兴起史学的“动物转向”，因而李鉴慧的《为动物而战：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中的传统挪用》（以下简称《为动物而战》）值得关注。
《为动物而战：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中的传统挪用》李鉴慧/著 曾琬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传统何以成武器
《为动物而战》将焦点放在19世纪的英国——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现代动物保护运动的国家，也是最早实现动物保护立法的国家；自1822年颁布《马丁法案》到1911年正式通过动物保护法，英国的19世纪值得细究。另外，19世纪正值工业革命的开启，也是保罗·克鲁岑提出的所谓“人类世”开始的时期，动物保护运动发端于此并非偶然。英国的动物保护具有典型意义，是人类与动物关系演变历史中的重要案例。
读这本书有两个重要角度：一个是动物保护的历史，另一个是新文化史或微观史。中文版的主书名“为动物而战”体现了前者，即动物保护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达成共识的问题，很多动物保护的主张在最初都遇到了强烈的质疑甚至反对，双方各抒己见，其激烈程度可能就类似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英文原版的书名则体现了第二个角度，直译是“英国第一波动物保护运动中的传统挪用”，它更突出“传统挪用”，英国动物保护则是其背景或情境。
何谓“传统挪用”？“传统”在《辞海》里的解释是：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顾名思义，它会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无形的影响和控制。具体到19世纪的英国，它指的是影响动物保护者的基督教思想、政治思想、自然史研究、进化论、文学写作等传统。“挪用”是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指人们为了实现自身追求的特定目标，有意识地选择并运用各种传统的思想资源。
“挪用”还有一层隐含之意，“挪用”的主体不是传统的创造者或缔造者，换言之，不是掌握话语权和解释权的精英，而是平民大众。他们没办法自己书写和创造，只能通过模仿和改造，这就代表了一种大众文化。19世纪的英国动物保护者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支持，需要让自己的主张言之有据，有意识地引用一些现成的传统不失为务实的办法。
朱丽叶·凯撒·艾博森（Julius Caesar Ibbetson）所绘的《斗牛图》（“Bull Baiting”
《为动物而战》之所以强调传统的挪用，是想突破旧有的解释动物保护的模式。这三种旧模式是：思想层面，认为动物保护源于人类思想的启蒙、知识的发展；社会经济层面，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导致人与动物的关系发生改变，产生了动物保护的理念；社会心理层面，认为动物保护源于人内在的心理活动和情感。
这些旧模式有一个普遍不足，就是动物保护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被忽略了，似乎他们都是被动地受外部思想、社会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凭感情用事，而他们自己怎么思考、决策、实践没有得到关注。强调传统的挪用，其中有西方新文化史或微观史等理念的影子，即关注当时的大众阶层，他们不再被视为“没有声音的人”，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活生生的人。
从反实验到反狩猎
当时动物保护者的诉求可谓五花八门。动物保护往往从反对虐待动物开始，而虐待动物有许多种形式，因此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者的抗议对象也分许多种。一开始只是针对斗牛、斗狗这样的残酷娱乐活动，或者在劳动中过度使用“牛马”的行为，到后来逐渐扩大到反对动物实验、动物狩猎、动物表演等行为。《为动物而战》按照五种被挪用的传统的线索来叙事，具体的反虐待主张掺杂于其中。
反对动物实验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主张之一。随着医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人士利用动物来做实验，其中不免有处置不人道的地方，此举引起了动物保护团体的反对。
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人们对动物实验深恶痛绝，甚至冠之以邪恶、恶魔、地狱等名，这在反其他形式的动物虐待行为中并不多见。人们认为，像斗牛斗狗、过度使用动物劳动等行为，往往是底层人群之举，是因为无知、疏忽或生存的需要，尚能理解。而动物实验是出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医学人士之手，不仅残酷，还体现了人性的自私与怯懦。在这个过程中，动物保护者引用了基督教的传统，打着捍卫宗教和道德理念的旗号去反对动物实验。原本基督教教义中并没有明确讲保护动物，但是保护者通过引用和再度阐释“基督救赎”“自我牺牲”等理念，将动物实验界定为违背这些理念的行为。保护者通过布道等方式展开宣传，甚至还描绘了一些耶稣基督降临医学实验室的图画来予以“监督”。这种做法既有助于争取教众的支持，也能减轻自身受到的阻力。
然而，随着对动物实验的批评愈演愈烈，医学界人士也开始反击，认为他们虚伪和意气用事：虐待动物的行为有许多种，比如动物狩猎也很残忍，为何动物保护者却避而不谈，单揪着动物实验不放？这就要谈及反对动物狩猎。狩猎是王室贵族的娱乐活动，是属于上级阶层的社会特权，一开始并不在动物保护者的关注范围之内。早先人们呼吁动物保护往往通过布道、演讲等方式，并不试图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反而还要主动地迎合主流观念来让人接受。
当反动物狩猎的呼声出现后，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发生了一个重要转折：从温和变得日趋激进。反动物狩猎意味着反对贵族的特权，动物保护便和激进的政治传统产生了联系。一方面，动物保护者有意识地借用激进政治传统的说法来表达主张，诉诸权利、正义、阶级平等等观念；另一方面，政治运动者亦有借动物保护的名义提出他们主张的动机，诸如现实主义者、土地改革者、社会主义者等都以反对狩猎之名行呼吁社会改革之实。
动物保护的“激进转向”
棕狗事件是动物保护“激进转向”的里程碑事件。1903年，伦敦大学学院进行了一场医学实验，生理学家威廉·贝里斯解剖了一只棕色的小狗。在现场观摩实验的学生中，两名女性露易丝·哈格比与丽莎·夏道是坚定的反动物实验者。尤其哈格比是活跃的进步人士，参与了争取女性选举权、废除奴隶贩卖、反战等许多活动。他们观察了包括棕狗实验在内的多次实验，收集虐待动物的证据，后来将观察记录结集出版，名为《科学屠宰场》——从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他们“战斗”的态度，这俨然相当于发出了一篇战斗檄文。
自此，支持动物实验和反对动物实验双方纷纷下场，开展了一场较量。反动物实验者的对手是强大的，毕竟当时正值医学不断发展的时期，而医学研究是为了攻克疾病，为人类福祉服务。在支持者看来，做一些生物实验不可避免，动物保护的主张不应当阻碍医学的进步。
医学生在小狗雕像周围抗议。
棕狗事件为反动物实验者提供了一次良机。以威廉·贝里斯为代表的医学人士将哈格比一方告上了法庭，认为后者的报道不实。而动物保护团体在媒体报道的推波助澜下，成功让这次诉讼发酵。虽然这场官司最后是反动物实验的一方败诉了，但是在影响社会舆论方面他们成功了。他们还出钱建造了一尊棕色狗的雕像，竖立在了伦敦市区。这里在此后数年内成为双方的“主战场”，发生了多次抗议示威。
当地最终在1910年把铜像拆除，而就在次年，英国正式出台了动物保护法，这就宛如一场舞台大戏，在争执中剧情达到了高潮。在此过程中，动物保护者频频利用舆论造势、抗议示威、集会游行等比较激烈的手段，这说明这件事已经不单纯是保护弱小动物这么简单了，它承载了人们改变自身遭遇和社会秩序等更多的诉求。
1985年，一座新的棕色小狗纪念雕像被树立了起来。
在《为动物而战》中，类似案例还有许多。这种强调动物保护者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书写，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人性的发挥，而这恰恰是可以跨越时空，与今天的动物保护诉求产生共鸣的。从中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动物保护远非思想家或伦理学者的闭门思考，它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动物保护者或许会感情用事，由情绪所驱动，但动物保护毕竟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还是需要务实理性；人们呼吁要保护的动物权益，背后往往是人的权益，二者有时候难以分清，或者说是互为表里的。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它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以及人类对这样的演变的反思。其实，中国的儒释道等传统思想中同样有许多关于动物的理念，这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经济建设等议题一起，都构成了可以“挪用”的传统。类似英国那样，为了动物而论争，进而以论争求共识的情境，或许也会在中国上演。
原标题：《英国人为保护它们吵翻天？动物权益的背后，往往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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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