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开埠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与文化交汇点，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多元力量汇聚之地，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重要目标。
在这片复杂的土地上，红色是永恒的底色。抗战烽火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上海独特的区位与环境优势，将这座城市的潜力发挥至极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其策源地与重要实践地，正是上海。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寻迹上海”报道组多路并进，从不同视角探寻上海抗战印迹。第三路报道，我们将镜头拉升，俯瞰上海各界群众的抗战全景，探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的精神力量。
1931年8月，一个叫板垣征四郎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进行了一番判断：“中国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
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日军在东北大地上长驱直入。数年之后，卢沟桥事变，日军狂言三个月内亡华。
中国站在了亡国灭种的悬崖边。
不过，一个最明显的因素，在日本人的计划里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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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下旬，中共党员、和田汉一同创作《风云儿女》的剧作家夏衍得到一份10月1日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他在第2版读到了《八一宣言》。
这篇全称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章，早在两个月前的八月一日，就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拟定了。因尚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直至1935年11月中旬才获知《八一宣言》的精神。
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一致赞同。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以《八一宣言》具体内容和政治主张为基础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党的《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决议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一个整体，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系统化，给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同年12月，北平的学生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呐喊“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三日之后，96岁的马相伯领衔率领283位爱国知识分子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北平的学生。
12月24日，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附近，一场千余名学生和市民举行的示威游行开始了。遭巡捕驱赶后，游行的队伍一路高唱救亡歌曲、喊着抗日口号走向闸北宝山路东方图书馆旧址，进行抗日救国演讲。
女工夜校学生深入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上海各界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以救国会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
在上海各界救国会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不断涌现，为了统一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这天，在上海博物院路（今虎丘路）青年会举行了全国救国会代表大会。在这场会议上，明确了救国阵线的主要任务就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战。
此时，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数千民众高唱抗日救亡歌曲。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2
1936年11月8日晚间，同兴二厂的日本工头无故殴打了一名中国工人，怒火被点燃。
5分钟内，全厂所有的马达、机器统统停止。罢工的消息很快在日商工厂间传开，当天有7个工厂1.5万余人开始罢工。
15日，上海各救国会团体发表“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的呼吁书，呼吁社会各界节衣缩食援助罢工。救国会还在全市开展募捐活动，所得捐款被换成米票发给罢工工人，每张米票可以向米店领米一斗。
23日，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要求下，国民政府悍然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
“救国有罪无罪？如果无罪，应把七位救国会领袖立即释放；如果有罪，则把我们一起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宋庆龄厉声责问法院院长，自请入狱。
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七君子”出狱。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感慨，1930年代，“宋庆龄有许多条路可走，然而她选择了一条最危险、最困难、当时看来也是最无希望的道路。这使她对于年轻的西方人和中国人具有完全的可信性”。
后来，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得以前往陕北采访，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1936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图为七君子在狱中的照片。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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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盛夏，上海南京东路北侧，贵州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从放映电影《风云儿女》、唱响《义勇军进行曲》的金城大戏院出发，往南走3个路口，一幢外立面铺有褐色面砖的建筑便映入眼帘。这幢底层为半圆落地窗的大楼，二至四层为白色双联窗，四层顶部雕饰精细，出檐较深。为了凸显是中国人开设经营，宁波老板取名为“中国饭店”。
7月，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中，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初稿。即将赴庐山谈判的周恩来在上海中转。
在中国饭店的房间里，他与奉命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刘晓等人会谈。
周恩来判断：“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
与周恩来会面那天，刘晓的妻子张毅在外放哨，持续整个下午的面谈结束后，她买了一份卢沟桥事变的号外回来。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揭开序幕。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正式建成。
周恩来这次到上海，还有一个重要安排，就是专门去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9号）拜访宋庆龄。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通过书信、电报，有过频繁的联系，却一直无缘面谈。
如今，见面的机会终于来了。周恩来向宋庆龄详细介绍了当前时局及中共的政治主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他还把此次赴庐山将向蒋介石提交的、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宋庆龄，得到她完全赞同和坚决支持。
4
日本失算了。
叫嚣着“三个月亡华”的日军谋求布局上海战役时，南京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多了三位红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此次会议为了再次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事宜，国共两党“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
几天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难当头，国共两党谈而不决的局面旋即转变。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
群众集会支援抗敌的军队。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这两块钱贡献给我爸爸的战友们。”那时候的上海滩大报《申报》收到过一张字条和两元国币。寄信人是个叫刘侬荪的五岁小姑娘，她把自己省下来的糖果钱用来慰劳抗日将士，她的爸爸刘蕴嘉“亦抗战中之一员也”。
“一分钱慰劳将士爱国捐”“节约献金”成为行动口号，不分男女老少、无论贫富贱贵都热烈响应，踊跃捐献。
1937年10月10日《申报夕刊》的一篇报道记录了当时上海民众的抗战热潮：“不论贩夫走卒，爱国心颇为热烈，马路上之卖冰水、卖糖果者，均以全日收入连本报效，其他炒面摊、卖夜茶等处，大都定一日期将该晚营业收入全数报效。炒面摊等连本报效为数颇巨，约在一二百元之间，其他如搬货汽车，各种小工等等，均有一日收入报销者。”
天气渐冷，上海抗敌后援会及各界救亡协会组织上海40万市民，连夜为前线将士赶制20万件棉背心。学协动员了全市学生，仅用10天就赶制了10万双手套。
民众从猛烈的枪炮声中，知道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杀敌的消息。各类军需物资由各团体组织的车辆运输队冒着战地硝烟，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阵地。了解到我军急需国旗时，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于夜间送入仓库。
1937年10月29日，《申报》以特写通讯形式报道了四行仓库重新升起中国国旗的时刻：“朝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后来伴随全民族抗日烽火而传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歌八百壮士》中，“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这句歌词正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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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战斗为上海众多工商业力量、教育资源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也在东方战场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了时间。
1937年8月，一场迁移上海工厂至内地的工业大迁徙在战火中开始了。工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苦干，拆分机器筹备西迁。每遇敌机轰炸，总有工人牺牲在机器旁。
武汉会战打响的时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转移正在进行。武汉以西300公里的宜昌码头，拥堵了大量上海、南京等地西迁的机器物资。此刻，距离长江枯水期只有40天。
日军战机在头顶呼啸袭击，轮船、木船在峡江两岸穿梭，把身体弯曲成弓状的纤夫用脊背拉出生命航道，从宜昌抢运入川，战时中国的工业命脉得以幸存。
日军占领复旦大学。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与此同时，为了保存文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上海的各大高校也分头迁往内地。
内迁的大军当中，有一对来自上海宝山的兄弟，一个叫李崇道、一个叫李政道，他们徒步走向西南，在贵州遵义考入浙江大学。李政道因成绩优异，又被推荐到后方最好的西南联大，在这所战时联合办学的高校里，李政道还有一位著名的同学杨振宁。
1939年7月7日，随清华大学迁至昆明的朱自清情不自禁地感慨：“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片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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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来到中国，以著名纪录片《四万万人民》，预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同一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更理性地分析了战争胜利的原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那个在日本侵略者计划中被忽略的因素，正是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抵抗斗争。
日本败给了中国，败给了正义、伟大、光荣的中国人民。
飘洒在上海街头的抗日传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原标题：《当年中国曾被逼到亡国灭种的边缘，日寇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
栏目主编：王潇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李楚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