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两山论”提出20周年之际，适逢《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正式出版，为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两山论”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决胜“十四五”、谋篇“十五五”的关键节点，如何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生态根基？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于颖 本报记者
■嘉 宾：吴海江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志广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宋 蕾 中国浦东⼲部学院教授、“双碳”研究中⼼主任
俯瞰上海外环立交桥 视觉中国
主持人：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余村考察时创造性提出“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年来，“两山论”不断丰富和发展，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又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如何深刻理解“两山论”的理论贡献和内涵特征？
吴海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彻底超越了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现代化老路，有力破除了“保护环境就必须放弃发展”的僵化思维定势，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内在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之中，科学论证了生态生产力是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本源支撑。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破解世界性的发展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可从三重向度来把握“两山论”的内涵特征。一是理论发展的向度。“两山论”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辩证方法论的向度。“两山论”将保护与发展视为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强调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注重生态系统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倡导人与自然构成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三是人民立场的向度。“两山论”的核心价值指向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以“优美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生态文明领域的生动实践。
宋蕾：“两山论”不仅创新了绿色生产力理论，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于可持续发展框架内，为实现发展和保护的协同共生指明了新路径，还创新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理论，推进了大量生态产品从保护培育到走向市场，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科学路径。这一在实践中不断验证、丰富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论”，为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两山论”中“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范式转换，呈现三个层面的内涵特征：一是强调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重要性。没有绿水青山就没有金山银山，守牢绿水青山是底线红线。二是强调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绿水青山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其前提是先守住绿水青山。三是将绿水青山视为生产力，绿水青山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经济生产，不仅可以实现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还可将现有的金山银山转化为更大的金山银山。这三个层面，不仅反映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辩证统一关系，也是自然资源的价值生成过程和显性化。
刘志广：很多人将对“两山论”的理解重点放在“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具体途径上，这是不够的，要透过具象领会其实质，即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其总体要求就是通过系统治理和绿色低碳发展来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由于产业、生态和人口分布不平衡，我国按照禁止开发、限制开发、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来划分主体功能区，很多地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努力并不能完全转化为当地的生产力。对“两山论”的解读，理应包含对全国不同生态区域进行统筹，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此外，不能简单地将“金山银山”理解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会福利，要通过提升当地的社会福利水平来设计生态补偿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
主持人：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倡议，中国逐步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上，中国承担了怎样的大国责任、展现了怎样的大国担当？
吴海江：“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两山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一是绿色转型发展的积极引领者。中国承诺“双碳”目标并付诸坚决行动，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与装机规模第一大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第一大国、造林增绿贡献第一大国。我们在全球史上用最短时间实现从碳排放快速增长到稳中有降的转折，以实实在在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打破“增长-污染”陷阱提供了可复制模式。
二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推动者。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生根，到支持《巴黎协定》达成与实施；从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到推进COP15“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落实，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推动者。同时，我国提前3年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累计投入逾百亿元资金、培训数万名发展中国家环境官员。
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开拓者。以“两山论”为核心的生态发展观正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共鸣，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网络已吸引超百个国家参与。
刘志广：1972年6月，首次人类环境工作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标志着环境保护成为全球各国共同的事业。这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联合国会议。紧接着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可见，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与全球环境治理是完全同步的。
事实上，中国已经作为重要引领者在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会议，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治理框架。二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谈判。比如，中国引领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一揽子务实平衡且具变革性的决定。三是截至2024年10月，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3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环境治理技术与经验。四是以国内实践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全球生态安全的立场与决心。在美国先后两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及欧盟也因经济困境而陷入摇摆之时，我国坚决践行“双碳”自主减排承诺，并在2024年出台《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无疑为全球环境治理保持战略定力和坚持正确方向来了颗“定心丸”。
宋蕾：多年来，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连续40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
中国也始终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实干家和行动派，坚定不移地以自己的路径、方式和节奏践行“双碳”承诺。截至2024年，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清洁发电体系和碳交易市场，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全球领先。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绿色产品和低碳技术，贡献了全球60%的风电设备、70%的光伏组件设备。同时，通过“南南合作”“中非合作”等国际合作，我国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培训和技术资金支持，赋能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
主持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在谋划“十五五”规划之年，如何进一步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吴海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迈入了厚植绿色底色、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阶段，要以系统观念进一步统筹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将绿色转型内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以“双碳”目标为牵引，统筹产业结构调整、能源革命与生态保护。同时，将绿色转型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构建跨区域生态补偿与协同治理机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
产业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是全面转型的核心路径。一方面，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以科技创新破解资源约束。另一方面，培育壮大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使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支柱。
在政策规划上，继续完善绿色低碳制度框架，健全碳排放权交易、绿色金融等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上，强化绿色技术攻关，构建“产学研用”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在全球协作上，深化“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推广“非洲光带”等合作项目，推动绿色标准国际对接。
宋蕾：2024年8月，《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发布。这是我国首次对绿色转型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意见》明确以产业结构、能源、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消费模式五大领域为着力点，围绕全面节约战略、消费模式绿色转型、科技创新支撑三大环节，创新驱动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
就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一方面，推动资源循环生产模式。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绿色低碳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就新型能源体系构建，为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占25%的目标，“十五五”时期要全面推进集中式和分布式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断培育氢能、储能产业链，积极构建零碳电力系统和储能电站等配套设施。
就深化重点减排行业转型的提质增效，建设一批低碳（零碳）交通基础设施网络、零碳园区、零碳社区、零碳乡村，持续推动交通和城乡基础设施的绿色改造和运行效率提升。
就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型，特别是要聚焦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等重点领域的新型废弃物循环再利用。
最后，健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和碳标识认证制度将成为工作重点。
刘志广：绿色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体现在底线标准的不断提升上。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要牢固树立群众意识、问题意识和底线意识，抓住民生、协调与法治三大法宝。
政府要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立规矩”，划定国家和地方的环保底线。二是“举大棒”，管住偷排超排、保证企业达标排放等仍是加快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基础工作。三是“给胡萝卜”，即要以实实在在的税收、信贷、土地、荣誉等方面的政策激励企业主动、持续地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企业要把握好三个问题：一是“知道什么”，要明确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标准和绿色发展目标，明确行业绿色化发展标杆以及技术发展的最新突破，从而找准自身定位和努力方向；二是“做了什么”，要通过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和新管理理念等将绿色转型落实下去；三是“说了什么”，要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报告来表明绿色发展的决心与成效，塑造企业形象和品牌价值。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个城市的预期就是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老百姓走出来，就像在自己家里的花园一样。”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宜居宜业、绿色智慧的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风貌。上海在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
吴海江：上海作为世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探索出一条具有全球标杆意义的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新路，集中体现在“三个引领”上。
以绿色发展规划引领构建全域生态空间新格局。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协同管控体系，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实施“千座公园计划”。在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中，立足“+生态”和“生态+”战略，通过建设用地规模“减法”换生态空间“加法”。
以绿色化产业转型引领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产业结构上，持续开展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构建绿色制造标准体系。能源体系上，清洁能源占比超过36%。循环经济领域，全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已达93.96%。
以制度与科技创新引领构建智慧化治理长效机制。上海首创“城市大脑+一网统管”模式，对大气、水质、噪声实施实时监测和“三监联动”精准管控。法治保障方面，出台《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宋蕾：上海全面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以绿色低碳发展擦亮城市生态底色，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彰显环境治理智慧；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从源头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从“工业锈带”到“生态秀带”，探索跨界共治新路径；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守牢城市安全底线；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
2024年9月，上海发布《美丽上海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确至2026年底，将安排十个领域253项重点项目。“美丽上海”建设不仅关切公众急难愁盼，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优先领域，同时坚持汇聚全社会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例如，长宁区探索高密度城市空间的高度复合利用，至今已建成30个“生境花园”，并形成了多方主体共同探索长效运维的工作机制。
刘志广：2022年10月，由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出版。该书第一部分以“聚合力、促发展、保安全、惠民生、优治理、共携手、向未来”为主线，突出展现了上海近十年以来，从补短板到提品质、从重点治理到综合整治、从重末端到全过程防控的转变，以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成功经验；第二部分聚焦工作机制创新、城市布局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提升以及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涉及从“工业锈带”变“生活秀带”、从“边角料”到“忘忧角”、从“盐碱滩涂”到“零碳绿洲”等100个典型案例，全景展现了上海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特征的现代环境治理新路径的实践成果。
上海在推进超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中，很好地将生态环境治理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方面面，既体现“大格局、大思路”，又体现了“绣花”般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其他城市建设治理提供了上海样本、上海经验和上海方案。
原标题：《学术圆桌 | “两山论”提出20周年》
栏目主编：杨逸淇
本文作者：文汇报 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