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张海鹏:抗日战争胜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抗日战争胜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认识抗战历史的走向,判断谁能代表历史的正确方向,判断历史的未来,很有意义,很有说服力。如何理解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讲几点看法,向大家求教请益。

张海鹏 1939年出生于湖北汉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主编《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等多部权威历史著作和教材

第一,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中国政府代表和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代表,一起也在日本的投降书上签了字。自此,中国人民历经14年艰难曲折的斗争,特别是8年全民族抗战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以3500万人的伤亡、10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取得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扭转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中国牢牢拴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上。中国国家的独立主权受到了严重破坏,领土主权受到了严重侵害,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受到了严重打击。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至于当时研究国际问题的美国学者指出“中国的国家地位低到了不能再低的地位”。

日本侵略中国是经过长时间策划和筹备的。陶醉在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的所谓胜利中,日本逐渐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1927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的所谓“大陆政策”,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对外侵略路线。满蒙是当时的说法,主要指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

日本侵华14年战争,占领了中国东部大部分地方,占领了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南京是中国当时的首都,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首都第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

日本侵华比近代以来历次外国侵略带给中国的损失和痛苦都要大。这一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挺起了胸膛;日本侵略者陷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走向了失败。

抗日战争的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像以往那样签订不平等条约,还取消了此前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包括宣布《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作废以及所谓“治外法权”作废。中国人民可以抬起头来,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大声说不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第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从“沉沦”“谷底”到“上升”。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出现过抵抗“沉沦”的力量,但不足以挽回“沉沦”趋势。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所谓“谷底”,就是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人民看不到历史的前进方向。这个“谷底”时期,大体上到1921年基本终止。1921年,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改变历史前进方向的基本因素。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奋斗的最高纲领,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也确立了自己的最低纲领,即针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明确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一直没有改变。无论是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坚持这个斗争目标。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抗战结束,人民军队发展到130多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达到100万平方公里,根据地的人民近1亿。中共制定实施的正确政策,影响了大后方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极大地赢得了民心。这就形成了赢得历史转折的巨大力量。

中国历史在1921年跃出“谷底”后迅速上升,最终在抗战胜利后终结了“沉沦”的局面,确定性地形成了上升趋势,为新中国成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第三,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了新的政党。

20世纪初叶,尤其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迅速发展。在上海等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中国工人阶级成长起来。九一八事变前10年,中国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党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她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坚决的斗争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始终冲锋在前。

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都相对增长了,新的知识分子也成长了。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在留学日本、留学法国和苏联的知识青年中产生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中共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农民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中国工商业界的爱国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极大,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

在这样的新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新的阶级因素和精神因素。这些因素,对推动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复兴以及推动中国历史的上升和转折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促成历史转折的关键举措。

抗日战争中,提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极为困难的事。九一八事变后,当权的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总是妥协退让。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1933年《塘沽协定》承认日军占领热河。1935年“何梅协定”,允许日军进入长城一线以及山海关。随后的“秦土协定”,中国军队撤出察北地区,承认日本在蒙古地区的活动。所谓协定,就是一次一次承认日本军队既有的侵略事实。国民党政府一次一次退让,为日军越过长城、进入丰台一线提供了方便。

日本侵略中国就是要灭亡中国。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是生死存亡关系,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因此,共产党首先要调整阶级关系,要转变战略方向。那时,国民党政府还在对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反“围剿”。如何动员社会各政党、各社团、各阶级以及各军、各民族、各社会贤达掀起抗日热潮,支持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是十分繁难艰苦的工作。

1933年,还在中央苏区,还在被国民党政府“围剿”中间,毛泽东和朱德提出:在不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宣言。这体现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思想,体现了枪口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1934年,中共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通过争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同意,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以及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的主张和号召。

1935年8月,在红军长征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1935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争取一切力量参加到统一战线中,甚至连统治阶级上层也有可能建立起统一战线,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以及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中的部分是有可能进入抗日统一战线的。这是对阶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个调整建立了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理论基础。由此,党的理论政策基本完成从国内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转变,完成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判断。

1935年12月,在中共指导下,北京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公开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对国内舆论形势产生重大影响。1936年,中共中央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为中心口号,不仅统一了全党思想,而且在全国大力推动。

比如,毛泽东、周恩来等特别致函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陈果夫、陈立夫、邵力子、王钧、朱绍良、宋庆龄、蔡元培、胡宗南、陈诚、冯玉祥、汤恩伯、王以哲等各党、各界、各军领袖人物,表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表达红军愿意上抗日前线抵抗日本侵略的诚意。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效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形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实际转变。

正是在这样的不懈努力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张学良、杨虎城可以接受的口号。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的西安兵谏,在中共推动下和平解决,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此,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了可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实现的可能。

全民族抗战后,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蒋介石随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公开谈话。这就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基础和国家现实。

第五,敌后抗日根据地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

1937年9月,八路军115、119、120师开进山西抗战前线后,在正规战场上取得了平型关和阳明堡大捷,鼓舞了国内抗战士气。11月,日军攻占太原。中共党中央命令八路军各部撤出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以后,华北、山东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江苏、安徽、浙江一直到广东、海南各地也陆续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宣布:1943年,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都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36%和伪军的5%。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牵制了100万左右日本陆军主力。这样庞大的侵华兵力,就是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联合抗击的。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过,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外交政策、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抗日的民族团结等主张。之后,各根据地进行民主政权建设,陆续颁布施政纲领。

1941年5月1日,经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由毛泽东改写、修订,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这个施政纲领是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党中央有关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示制定的。它更全面、更鲜明地体现了中共团结抗战的基本方针,体现了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举凡军事政策、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资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卫生政策、男女平等政策、民族平等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对待外国人政策等,都一一有明确规定。所有这些规定,明确无误地体现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要求。

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主少收租,农民少交租;工人不实行8小时工作制,让工商业者有钱赚……通过这些重要的社会政策调整,达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目的,充分调动各阶级阶层的积极性,以共同抗日。

中共还专门就蒙古族、回族发了文件,专门就长江流域哥老会群众发了文件,要求采取适当政策,动员国内各民族、各社会阶层民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起来抗战,并照顾他们的合理需求等。

我们党还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在根据地农村,组织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团;18岁至35岁的男子青壮年踊跃加入青年抗日先锋队,积极配合八路军对日军作战……根据地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被组织了起来,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第六台湾光复洗雪甲午战争耻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

《马关条约》签订后,我国台湾被日本占领超过50年。虽然台湾人民进行了长期抵抗,但没有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台湾的光复是不可能的。台湾回归祖国,否定了日本占领的正义性,否定了《马关条约》的合理性。

台湾光复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的,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一个中国”既是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也是国内法的法理基础。无论“台独”势力如何操弄,“一个中国”都是不可动摇的。现在的台湾问题是国内问题,是国家统一问题。两岸一家亲,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统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

第七,抗战胜利开辟了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基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它铸造了抗战精神,成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推动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和奋斗不竭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不到4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事力量,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新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全国大后方的工作。它深深赢得了民心,赢得了人民的真诚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期间的三大战役,解放大军的渡江作战,上海的解放,离开了百姓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历史证明这句话是真理!

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大道一边,站在历史正义一边,站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一边。抗战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是始终抓住中华民族复兴大方向的。人民群众觉醒了,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了,人民群众高唱东方红,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这就形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澎湃力量。

原标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张海鹏:抗日战争胜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栏目主编:王多

本文作者:张海鹏

题图来源:新华社 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