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前年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回信指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本组“美育访谈录”从艺术创作者、社会美育者、学校美育者等多角度聚焦探讨美育问题。首篇采访八位老教授中的上海人伍必端。

【人物简介】伍必端，1926年生于上海。回族。1939年在重庆入陶行知育才学校绘画组学习。1950年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后任版画系主任、教授。1951年以战地记者身份到朝鲜前线采访，后为朝鲜卫国战争纪念馆创作油画《上甘岭上的英雄》。1979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曾为鲁迅小说《阿Q正传》等配插图。作品《周总理》头像素描被用于《周恩来选集》封面。水彩画《寂静的草地》、纸版画《葵花地》被大英博物馆收藏。1996年获中国版画家协会“鲁迅版画奖”。获首批“中央美术学院杰出教授”荣誉。

“家庭，是一个人的生活的避风港，也是情感的庇护所，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尤其对孩子更为重要。

“家庭，是孩子的哺育的摇篮，也是成长的靠山。尽管千家万户有不同的家庭，但在孩子心目中，要有父亲和母亲才成其为家庭。

“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个家，而我却没有。”

这是伍必端耄耋时写下的一段话。

他甚至无法确定9月28日究竟是不是自己的生日，因为，那只是“听说”。能肯定的，只有“1926年生于上海”。

人生没有下坠，是因为13岁在陶行知育才学校，遇见了“美”。

美是“赤子”

  伍必端不是那种“端着”的人，才刚落座，见记者打印带去的两页歌词，拿起一看便哈哈直乐，手指歌名《可怜的秋香》，宛如老友重逢，高兴得很。

张嘴便唱，抑扬顿挫，熟悉得很。

唱了两遍，停下，摆手，“不能再唱了，好伤心的”，拿过纸来擦鼻，伤心得很。

这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他记得可能是中国流行音乐先行者黎锦晖所作。三段歌词，第一段唱的就是父母：

“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太阳他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幼年时候的秋香。

“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

“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

伍必端两遍都唱到这即止。

后两段的主题，分别是“秋香你的爱人呢”，“秋香你的孩子呢”。记者原是想帮他找全歌词，见状忽然明白，他在意的，他熟悉的，他这辈子念念不忘、不知在心里响起过多少次的，其实就第一段——

爸爸呢？

妈妈呢？

93岁了，依然为之笑、为之悲，依然“孤儿泪”。

93岁了，也依然如赤子。

面对记者，他一再为自己的父亲解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又生了重病，好像还会传染人，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能要他怎样呢……

而这些解释，都还是长大后从亲戚口中听说。

对出生地上海，伍必端说：“嘿，怪极了，其他都毫无印象，唯独记得有一位上海姑父，大概是有钱的人，家好像住在西蒲石路，泰安坊，41号。”

对与父母分离，他后来听说的是：父亲失业重病，母亲打工艰难，将他寄养，终至离散。从上海投奔南京亲戚时还在一起，从南京逃难武汉重庆时已无双亲。

一篇题为《赤子之心》的文章写道，“一个人如能让自己经常维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用乐观的心情做事，用善良的心肠待人，不自私，不猜忌，光明坦白，勇往直前，他的人生一定比别人快乐得多”，每个字仿佛都在写他。

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创作，也都是充满激情地赤忱投入。假如没有感觉，他就宁愿搁笔，哪怕一搁数十年。

学生叶欣评价他：“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亦是说人，亦是说画，亦是说“美”。

伍必端在写生。

美是哺育

如果不是1939年被选进陶行知育才学校绘画组，这颗赤子之心，将会走向何方？

他的童年，颠沛流离：

——在寺庙孤儿院喝菜汤度日，在逃难船上躲土匪子弹；挨过日军炸弹，见过人间惨状；爬过运猪车皮，只有一半底板，嗖嗖冷风夹杂石子从车底扑面；

——上街叫卖牙刷盒子，拼命大叫“刷”“刷”“刷”，一天卖不出几把；

——擦过皮鞋，当过报童，演过戏剧……

“跟你说件好玩的事。许多年前，吴祖强，就是吴祖光的弟弟，约我说，今天认识了一个人，带你去见他。一见，就是当年在重庆一起演戏的主角。”伍必端说，那时自己在育才学校，被选中和吴祖强一起，在吴祖光写的《风雪夜归人》里，演了两个小乞丐，“我们在序幕出场，两个人手上拿着牛骨头，牛的肩胛骨那一块，敲出声响讨饭要钱。之所以找我演，就因为我很瘦小，头发也乱蓬蓬的，根本不用化妆，原本就是小难民。”

在陶行知倾注心血的这所学校里，伍必端遇见的，不光是作为毕生事业的绘画之美，还有滋养心灵成长的教育之美。

那年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伍必端个人画展，近百岁的周令钊、杨筠等一大批老友群贤毕至。一篇报道记下：朋友丁品形容他是内向中的激情型；弟子高荣生说他十分谦和，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任何人；版画家王炜说他“传承了版画艺术的核心精神——奉献，并将自己的艺术奉献给了人民”。

那天记者登门，只见女儿句句逗他开颜，给他加衣，牵他走路。妻子年近九旬，坚持推助行器，拿来两瓶矿泉水，第一瓶先给记者，第二瓶是要给他。妻子单名一个“军”，于是他俩大女儿叫伍军军、小女儿叫伍端端，平时就唤后两字……

耄耋回首，他说：“感谢生活，使我有幸跟画笔和刻刀结缘。它不但为我提供了从事艺术工作的舞台，而且给我的人生增添了色彩。”

无论事业还是心灵，对他来说，美，确是一生的哺育。

美是“觉”“悟”

还在读小学，伍必端就在图画课上，拿了全校的奖，又从邻居墙上一幅法国画家安格尔名作《泉》，看出“一种害羞的、天真的、纯洁的美感”。

他说，那“也许是我对美术作品最早的第一次印象”。

他也一直记得，很小时看到过，阳光反射晃动中，不知谁家一盆水里，十几颗南京雨花石显出各种色彩光芒，跃动在幼小孩童的好奇眼中。

记者：画家是不是都要有点天赋？

伍必端：其实是一种小孩的天分，很多小孩都有，但长大往往被破坏。我一位朋友家的小女孩，四五岁，画得太好了。是不是有天才？也可能是天才。我外孙小时候也画得可好了。我也没教他。可能有点影响是，他在这个环境里，他就看。我看过他的速写本，相当好。

记者：究竟好在哪？

伍必端：那位朋友家小女孩的好，是好在颜色，色彩，很灿烂，很好看。我外孙是好在线条，黑的钢笔速写，随手画去，却看了叫人吃惊。我见过好几个，国内的国外的，有这样的人，不稀罕。不过，也经常有家长带孩子来，画给我看，我当然只能说好，但其实我心里不这么想。

记者：不好在哪？

伍必端：老一套。比如学国画，学齐白石，画一个虾。画得像是像，可没有一点小孩本身的才能的表现。不要去临人家的，小孩临摹，没道理的。只知道复制，临出来，“好像啊”，家长很高兴。其实应该在十几岁二十岁以后，懂得一点了再临。

记者：懂得一点什么了再去临？

伍必端：为什么要临这个画。得有人介绍，这个画为什么好。是很简朴，还是笔墨用得特别好，得懂得一点。齐白石用笔用得好，那么我学这个。潘天寿，怎么好？噢，他笔法有力，构图非常巧妙。要有老师去讲这些，自己也慢慢理解，这样去临，才有意义。

记者：老师很关键。

伍必端：对，要老师会教。我们中央美院开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星期，除了周末，几乎每个半天都是素描，要画整个上午。有很多人就不理解，就在那里磨时间。结果毕业以后，还是画不出来，造型的能力很差。

记者：要“理解”什么？

伍必端：去理解怎么塑造。塑造跟临摹是不一样的。都不去理解，就成了临摹，临摹那个模特。我讲一个故事，我们版画系的系主任，李桦先生，非常有名，很有能力，刻得也很好。当时他就看出这个问题，特别生气。他那个人比较耿直，就提出来，这样不行，上那么长时间，就那个铅笔在那里磨。我当时是系里的副系主任，就问他，那你老先生，你什么意见。他说，你就把一个班，交给我，这个班全由我来负责。我说那当然行了，好，同意，就给他一个班。这个班的素描就不一样。

他不许画这么长时间。画模特，顶多一个钟头一张，没有说两个钟头没完没了的。速写，当成正式的课，大家就几分钟画完。还有记忆画，就看一下，模特走掉，然后每个人凭印象画出来。他这样训练，学生成绩就突出了，造型的能力很强。后来就给他一个班，研究班都交给他，都带出来了。

美是“活的”

有评价说，“得益于伍必端的改革，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中央美院版画系便聚集了李桦、古元、王琦、黄永玉等一大批艺术家，版画艺术得到蓬勃发展”，说在组织教学中，他很有“战略家的头脑”，也放手让艺术家发挥，认为教育不应该是僵化、封闭的，应该是允许实验的。

记者说起这些，他说：“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主要受陶先生影响。”陶先生，就是陶行知。

记者：您主要受他什么影响？

伍必端：陶先生教育思想是活的。他从来就反对死教育、读死书，很灵活，哪一个学生有新的创造，马上就表扬，就鼓励。这也间接影响我。

我感到他教育思想最为突出的一条，是一切让孩子们自己去做。他常常放手让小孩去做事，在做事中教育，有次让我单独拿他一封信，过江到江北，找一个什么国际救济机构的人。我也不认识那个地方，他说你就拿这个信去。后来我才想起来，这个事本来他去办就很好，但叫一个育才的学生去办，学生就能讲出来，育才是怎么教育的，我自己是怎么学的。而且找到的这位负责人，陶先生事先已经谈过一次话，沟通好的。结果对方说，没问题，你们这个事情正好符合我们要救济的条例，你回去跟陶校长说，然后就问了我在学校的具体情况。事情办成了，我也获得成长。那天回来，记得师母还给我煮了两个元宵。

记者：您和陶先生住过一段时间里外屋，印象最深是什么？

伍必端：没有他这么朴素的，朴素得不得了。过日子不是靠他的钱，是师母在药厂工作的工资。真是没法说的艰苦。陶先生对孩子特别亲切，但那时实在是太忙，这个学校全是靠他一个人去募捐。

记者：您曾经谈到陶行知先生对青少年的美育十分重视。当时战火纷飞，他又这么忙碌，怎么重视的？

伍必端：抓住一切机会，随时随地，灵活地教育孩子。我最难忘1943年有天晚上，我们育才学校所在的庙里，忽然钟声大作，大家紧急集合。原来是陶先生从城里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刚看了一出很好的话剧，让我们连夜出发赶去看。他在信里说，“你们如果愿意就进城来看《安魂曲》吧！看这出戏可以抵得上新春之课、科学年之课，甚至于终生之课……在这出戏里，我们会重新发现自己，会看见自己的苦难，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命运。我看了《安魂曲》而魂不安……老者、弱者、小者坐船带铺盖来，壮丁半夜走路来，无论到得多么晚，管家巷是准备着热的晚餐迎接你们”。

我们穿上草鞋，连夜出发，步行100多里地，我脚上走出好几个血泡。剧团免费让我们坐在过道台阶上看。这出戏的剧本是焦菊隐翻译的，曹禺演莫扎特，张瑞芳演莫扎特女友。看完，不少同学都感动得落下眼泪。我们这些流浪儿，谈不上接受文化教育，电影更是难得看到一次，或一次也没有，话剧则根本不懂为何物，我是平生第一次看。陶先生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费尽心思让我们去看描写莫扎特的话剧，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教育。

我最近还在想呢，为什么我对莫扎特会特别感兴趣，到了奥地利还专门去看他的家。一是这出戏，二来，也因为我一个流浪儿，忽然到了育才，庙里头每天都有钢琴声。贺绿汀的夫人当时在教钢琴课，从早到完不停，我们整天都在听莫扎特的曲子。所以要说美育，我体会到的，是随时随地，是潜移默化，是抓住时机，是具体，是放手，是“活的”。

伍必端画的陶行知。

美是“扎根”

其实伍必端从小喜欢的是唱歌。真的喜欢，直到现在。所以至今念念不忘，当年在育才，怎么没有分到音乐组。

不过，进了绘画组，陶先生说“为老百姓而画”，他就坚持了一辈子，而且进一步说，“要画老百姓看得懂的画”“要站在老百姓立场来画”。

他说，“说到美育，这就是美育的一种”。

记者：首先要思考脚站在哪、根扎向哪。

伍必端：陶先生专门为我们绘画组写过一首诗——“为老百姓而画/到老百姓的队伍里去画/跟老百姓学画/教老百姓画/画老百姓/画出老百姓的好恶悲欢/画出老百姓的平凡而伟大……”仔细看，每句都是大实话，很质朴，但意思都不同。为谁画，去哪画，怎么学画，学会了怎么发挥作用，画的对象是谁，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其实很深。

记者：他在重庆办育才时已是第二次改名了，“知行”改为“行知”，重视的是“行是知之始”。

伍必端：我感到他教育思想很重要一条，是“教、学、做合一”，学到的东西要和社会实践结合。育才的老师给我们介绍西方美术史画家，我印象最深的几位都是现实主义。一位是米勒，农民出身的画家，我去参观过他的作品，非常感人，《麦穗》《晚钟》。另一位是法国漫画家，专门讽刺法庭上的法官。还有珂勒惠支，鲁迅很早就介绍过的一位德国女画家，和丈夫一起生活在贫民区，一个为穷人看病，一个为穷人画画，素描确实非常好。我也知道别的，伦勃朗，但就没这几位这么打动我。

我们老师也是搞版画的，陈烟桥，就是鲁迅去世前十几天，和几位青年木刻家谈话那张著名照片里的一位。

记者：鲁迅先生为什么说，木刻版画是革命者用来宣传抗日、唤醒民众“最好的工具”？

伍必端：可以大批量印刷，木头材料也好找，一般最大也就这么小（伸出一只手掌给记者看）。而油画，颜料贵，国画又大都表现山水花鸟。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木刻版画最方便，年轻人也容易学。不少就是口号式的，概念化的。当然也有很多不是概念的哦，像鲁艺出了一些作品，许多是很具体的，反映农村生活的。

记者：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也是您1950年为什么一定要去朝鲜的原因吧？

伍必端：对。确实是有一种冲动，非去不可。这种冲动，也可以说是责任。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很好奇，马上志愿军就出国了，志愿军是什么样子，在前线是什么情况，很多具体的问题都在脑子里出来了。我就觉得我得去看看，回来告诉大家。

记者：作为当时“国内第一个深入前线的美术工作者”，您创作的《枪在这里》，几十年后还被人提起。您觉得为什么？

伍必端：两个字，有趣。扎根在现实土壤，触动到人心里去，这是我的创作美学。

伍必端画的《枪在这里》。

美是“深触”

采访时，伍必端坐的沙发上方，挂着他那幅《葵花地》。

他曾说，自己画画缺乏激情，就是有，也在绘画过程被慢慢磨去棱角，唯有这次创作，从第一眼看见葵花地，到后来拿起纸笔作画，再到上版制成综合版画，激情始终没有递减。

激情推动下，后来制版，不断尝试达几十遍之多。

沙发斜对面，还挂着他那幅已成经典的《周总理像》，印在《周恩来选集》封面。

他还是说，没啥，就是真的很感动了，激发出一种情绪，一定要表现。

他说，画画、看画，都在于有没有深刻地触动。

记者：那次看到葵花地，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

伍必端：去东北参观大庆油田的路上，经过一大片葵花地。我以前只看过一两株，从没见过一望无际，黄的花，绿的叶，蓝的天，阳光下色彩很强烈。最感动我的是风吹起来，摇来摆去，高低呼应，这样激动了我。像交响乐，有节奏地动着，回旋着，歌唱着。

记者：为什么要尝试几十遍？

伍必端：每一次制出版来，心中的激动，马上会和在东北看到葵花地时的激情，融合在一起。一遍遍总感觉不到位。以前掌握的技法，不足以表达这种交响乐般的随风舞动，我去苏联学的也没这么复杂。后来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套色铜版法，不是木刻，不是完全的丝网，也不是石的，都不是，是在学的东西上发展了。这个版子，中央美院还收藏了。我始终觉得，激情，很重要。在我看来，灵感，就是激情，一下子出来一个激情，有些创作者，他就收不住，就一定要表现出来。

记者：许多创作者都有激情，但未必都成为佳作。从激情，到审美，中间好像还有什么在起作用。您觉得，一幅画、一个艺术创作，怎么就算是美的了？

伍必端：反映生活深不深刻，触动人心深不深刻。有许多只是表面上的。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好多画都是表面。如果一幅画，你看了它的时候，会联想一些问题，这就比较深。最近我听中央音乐学院一位老师在中央党校讲课，怎样欣赏古典音乐，讲得好啊。每一段都给你分析，怎么想的，解剖得非常细致。美术其实也是这样。大部分从技术上都已很熟练，表现得细致，但真正要体会，看它的思想，也不容易。周总理这张，邓大姐看了，把我找去，就跟我说，这张为什么好——别人画的也是很好的，但是这张，“把总理的精神画出来了”。就这一句。

伍必端画的周总理像。

伍必端画的《葵花地》。

美是精神

记者：当时全国很多干部说，他们印象里的周总理就是这个样子。

伍必端：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能够画出来。也可以说是很简单，因为我接触他了。我当他的面，三个月，每天都接触他，看到他。他那个形象，就是美，年轻时就非常漂亮。眼睛，鼻子，嘴，特别有精神。人家也都这么说，坚毅。他跟文化界那些人也都是好朋友，见了像亲人一样。他也真的到什么地方，都能跟人谈，没两句就说上正事了。另外，我每天不光是看到他，还看到他处理很多事情，很忙，包括他发脾气。

记者：能这样天天近距离观察他长达三个月的画家，全世界恐怕也只有您一位。

伍必端：我先是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到上清寺中共代表团驻地秘书处工作。有次，周副主席飞机晚回来半天，代表团多少次电话铃响起，都是问他到了没有。跟机回来的何玉春说，在秦岭上空遇到了大冰雹，无线电给雷击坏了，机翼被冰雪压得直响，危险万分。行李统统扔下了飞机，大家把降落伞也系好了，随时准备跳伞。这时周副主席发现叶挺将军的小女儿没有降落伞，便立刻把自己身上的解下，亲手帮着她系好，副官马上找来另一副伞给周副主席系上。那三个月，我也看到他几乎天天忙到凌晨三四点。像这些，都是我实实在在的亲身见闻，对总理的真切感受，印象很深，感动也很深。

记者：后来还见到过周总理吗？

伍必端：再没有了！第一次见，是他来育才，还给我们题词，在我的本子写下“一代胜似一代”。再后来就是那三个月。那幅总理像，是他逝世时画的。

记者：凭印象画的？

伍必端：我选择了许多照片参考，最后还是选定了意大利摄影家乔治·洛蒂拍的那张侧面照。但不够，总理当时病重，一是瘦，二是忧。我要画的是他整个人生的精神状态——洞察事物的机智眼神、刚柔相济的性格以及美男子的形象。所以，画像表面上看来似乎容易，实际的过程却很难。我反复回忆，总理的眼睛是大的，极有神，但常处于思考，所以不能睁得大大的；眉毛是粗的，但太粗可能变成一个“鲁汉”，太细又不像他；还有挺拔的鼻子，略有一点点勾，多了就有一点狡，少了又显平常；还有嘴唇的厚薄，向上弯一点点，向下撇一点点，在表现人物的深度时都有很大关系。画的是侧面，我还专门研究了童小鹏在重庆拍的总理正面照。

记者：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

伍必端：1983年，清明节第二天，邓大姐可能是思念总理了，那段时间开刀后的第一次会客，见了我。她跟我说，“你画的总理像，我很喜欢，很像，并且有总理的气质，画像就是要讲神、讲神态，我喜欢你画的这张像，把总理的精神画出来了，很像他晚年的神态”，又夸奖我“是有体会的”。

美的感觉，美感，很多时候都不容易达到。我认为，有时候，画家本身对题材，也还没有深刻到那种程度。如果融到一起了，到事情里面去了，真的很感动了，那么激发一种情绪，他一定要表现。像朱乃正画的屈原，升天，飞的样子，胡子、衣服飘的样子，那个画深了，把画家的感情画到里面去了，有某种地方的结合，那就感人。当然，光有感情的生产，技术达不到，也不行。一半一半。

美是诚朴

说完上面这段话后，这位93岁的美术大家说，“其实我也不太懂”。

他画的《夔门初晴》，一幅三峡山水，画得力透纸背——是真的透到纸背了。他说，画了两年，“我真的做到了中国画所说的‘三矾九染’，可能还不止九染”“后来我竟然想把整个画翻转过来，把反面当成正面画”“被日本中川美术馆收藏时，我说，这不是一张画，反过来展出，也是一幅画”。

记者说，有评价称这样力透纸背是“希望‘坚实、深沉’，来表现中国人苦难、苦斗的精神”。他说，我还没有那么深，我只是老想把它画得不一般，画得深一些，让人家耐看，远处更像远处，云彩更像云彩，石头更像石头。

他说，其实我是无能，宣纸很厚的，画画感觉不够，就又画，还不够，又画，就这样，没想到，最后显得很有力量。“像最前面右边的树，我就画过多次，我本来就是对画树没有本事，所以只好多练。还有后面的云总想画出有透视感，有远近、雾气、云气的感觉，画了多次也画不出那种感觉来。”

他说，看梁树年先生画黄山，那云雾画得有多真实！

记者问他，什么叫有力量？答：叫人看了很深。

他把自己定位为“小人物”，是社会上最多最多的那“90%以上”，深刻剖析自己，“随大的潮流走”，不是那少数认定自己的主张而至死不屈者，一般来说不能办成大事，不能成为大音乐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但是只要他认清，自己就是一个当小人物的材料，他觉得这样生活、工作，也很愉快——因为尽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那就够了”。

他曾有段时间，对一些现象感到不解，“不知怎么办才好”，还特地去请教“一位真正的老革命”。对方跟他说，你要承认，我们老了，你当然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但在许多方面，你提出的意见真的不一定对，因为你现在不一定能全面看清这个飞速行进的社会所有问题的本质。

但对于看定的事，他很坚持。

比如，他画李自成，不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而是庄敬严肃，一度引起极大争议，批评议论不断。

伍必端认为，自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拜访了数位历史学家，在当时内外夹击的历史环境下，闯王是不可能志得意满的。就此，从1973年画成，直到今天，他从没动摇过。

又如，谈到美育，他说：我没什么高深的理论，不过我老讲一个例子，很多人上公共汽车，有的小孩子，一下就进去了，占两个位置，叫妈妈一起坐，回家以后，左右邻居还夸赞，多能干，多聪明，就这样地高兴。还有不少人，老讲别人毫无素质，其实自己就没有素质。国家发展到现在阶段，美育，“太重要了”。

他还曾在几十年前，实地看了张志新事迹后，激动地专门作画。去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张志新被评为“最美奋斗者”。他画的，从总理到战士，从葵花到夔门，都是“最美”。

伍必端画的《夔门初晴》。

伍必端画的《悲剧-张志新》。

伍必端与人合作画的《李自成进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