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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的三条堤:名气不如白堤、苏堤,但对西湖影响至深的可能是杨公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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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梁宇 2020-10-18 17:10
摘要:《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回顾历史,西湖的历次疏浚,满足了人民水利、灌溉、通航、饮用、旅游、文化等生产生活所需。西湖的堤作为杭州人民疏浚西湖的“副产品”,之所以彪炳史册,贯穿古今,源如何处?当代城市的建设者只要能够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握城市治理的基本规律,其治理之功,亦可不在古人之下。

水是城市的生命之源。自古以来,人类逐水而居,也在河湖之旁建立了一座座伟大的城市。长安居泾渭之交,洛阳建河洛之间,武昌为江汉要冲,金陵临长江天堑。波光粼粼的西湖,既是杭州的重要水源,是杭州的“眉目”,也是杭州的城市名片。西湖并非天生丽质,其治理可谓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淤塞—疏浚”的艰辛,自唐以来,有记载的大规模疏浚工程就有23次。西湖疏浚的历史,是千百年来古代人民励精图治和顽强坚守的城市建设史,是古人开发治理江南的成功范例,也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西湖的“堤”正是其见证。

“绿杨荫里白沙堤”——唐建白公堤

中华文明先发达于北方黄河流域,自孙吴鼎足、永嘉南渡之后,江南逐渐开发,唐宋以后,日渐发达,成果之一就是水利。秦始皇曾“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不能通行。“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无论航运、饮水,都不甚方便。隋朝开大运河,杭州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唐代宗德宗之交,名臣李泌被当朝宰相排挤,称“南方凋瘵,请辍泌治之”,于是李泌辗转来到杭州担任刺史。在任期间,李泌带领百姓连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还建了石函桥、石函闸等水利工程,于是杭州百姓得食甜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奠定了江南名城的基础。李泌后来入朝为相,百姓为了纪念他造福一方之德,将六井之一命名为“相国井”。

唐穆宗年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仍岁逢旱”,白氏欲决放湖水,却被县官“假他辞以惑”。县官说,如果放了湖水,则湖水中的鱼类无以为生,菱茭也会减产,李泌六井也会无水。白居易探访之后,发现县官欺罔,向县官连问“鱼类与百姓的性命哪个更急迫”、“菱茭与民食稻粮哪个更重要”?于是疏浚西湖,又引湖水入运河,用运河水入田,灌溉面积多达千顷,还修复了已经失修的李泌六井,百姓赖以殷富,杭州遂渐渐发展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古代都市。白居易还在石涵桥附近修筑了一条堤,称为白公堤,如今已经无迹可寻了。今日人们所知的白堤,其实是白居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中的白沙堤,为贮蓄湖水灌溉农田而建,曾以白沙铺路,故名。虽与白居易主持修筑的白堤不在一个方位,杭州人仍称其为白堤,与缅怀白居易为杭州治理作出突出贡献是分不开的。白居易除了造福一方外,还大力宣传杭州、西湖,西湖本被称为“钱塘湖”,正是白居易将其西湖之名传扬开去,不仅在任期间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回京后还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正是这样的缘分,使得西湖沉淀了文化意蕴,成为人文和自然交相辉映的景观。

不仅如此,白居易还将治湖的经过传世以文。他能够总结出“决放湖水,不利钱唐县官”的结论,对百姓利益与县官利益做出正确把握,还能够不讲官场情面,公布县官劣迹并勒石以记,不仅留下西湖修治史上的光辉记录,也告诉了我们西湖疏浚史正是一部吏治整肃史。兴利不易,除弊更难,只有秉承为民之心,才能够取得人民的认同,收造福一方之功。

“东坡原是西湖长”——宋建苏堤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于杭州,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路治。宋初,杭州就已经发展成为了通都大邑,柳永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欧阳修也说“四方之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宋仁宗御笔《赐梅挚知杭州》更是盛赞杭州为“东南第一州”。但是西湖却由于失修时久,日渐闲废,“水涸草生,渐成葑田”,如不加措施,“有必废之渐”。

幸而苏轼于神宗、哲宗年间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对杭州饱有感情,发下宏愿治理杭州水域。苏轼敏锐地发现神宗年间他任杭州通判时,西湖被葑合(湖水浅后成为不可用的湿地)了十之二三,到十六七年后的哲宗年间他再任杭州知府时,已经堙塞一半。经过调研,父老乡亲说,水渐渐变浅主要发生在近十年以来,再过二十年后,西湖就要全部变成陆地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湖作为杭州的重要水源,湖面狭窄,湖水变浅,六井渐坏,如果西湖消失,则杭州举城之人,开始重新喝咸苦的海水,杭州的气运也会就此消散。因此,他向朝廷上书,将水利与兴废相提并论,“久废复开,事关兴运”,将西湖的疏浚问题总结为“有五不可废之忧”,向朝廷要度牒百道,以广费用。朝廷准许后,苏轼下令招募农民种植湖菱以取其利,以准备修湖的费用;疏浚西湖,撤废湖中私围的葑田,在湖中建造了三座小石塔,围成一个水域,严禁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淀(小石塔后来逐渐演变为著名的美景“三潭印月”);把疏浚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建筑了横跨南北十余里的长堤,以通行人,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之如画图,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苏轼知杭是西湖疏浚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史称“自是西湖大展”。

苏轼与杭州的故事经久流传,他对杭州和西湖的揄扬,更在白居易之上,不仅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更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样吟诵西湖的千古绝唱。元祐六年苏轼被召还朝,临行前,他写下《八声甘州》寄送杭州友人,也以此告别了杭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离开杭州后,苏轼仍对西湖魂牵梦绕,在颍州、惠州任上仍然追寻西湖的印记,被宋代诗人杨万里称为“东坡原是西湖长”。

然而,苏轼也是带着遗憾离开杭州的。疏浚西湖是苏轼综合水利工程体系的一环,另外他还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彻底隔断了钱塘潮,使潮不入市井,又以余力复完李泌六井,使百姓终于有了干净卫生的水源。但是,当苏轼再提出建设石门运河,以及学习松江凿挽路为桥以绝水患的经验,竟然“有恶公成功者,会公罢归,使代者尽力排之,功以不成”。否则苏轼治水之功,不止杭城苏堤一隅了。可见吏治不修,治水竟也难得其便,自有利益群体横加阻碍。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明建杨公堤

北宋末年,杭州已发展成为江南人口数量最多的州城,南宋绍兴年间建都杭州后,杭州开始经历鼎盛时期。然而南宋君相忘记了匡复中原的志向,耽于淫佚,终于被元所灭,评论者不免以西湖为“尤物破国”。元朝统治者以南宋为鉴,对西湖废而不治,加之其政宽虐,任由豪强对西湖的窃取破坏,到明朝时西湖已经半为桑田。时人记录:“有力者复相效窃据,高者为田畴,下者为沼荡。六桥之西鳞次作又遂以为世业,而不知其非有。桥东仅以湖名其中,若孤山之坳,长桥之港,亦渐为人所侵。长夏岁旱,则上塘之田无所于溉,而运河亦且阻矣。公私咸忧之。间尝有图修复者,每为浮议所夺。盖白、苏堤之作,人皆目为游览之胜,而不知其为利济之源”。明朝不少有识的官员,如都御史刘敷、御史吴文元、知府胡浚、御史谢秉中、布政使刘璋、按察使杨继宗、御史吴一贯等先后提出疏浚西湖,但因为种种阻力或其他因素,未能进行,可见阻挠力量之大。

明孝宗、武宗之交,杭州知府四川人杨孟瑛锐意进取,力排众议,在御史车梁、佥事高江等人的支持之下,力图恢复西湖往昔盛况,上报朝廷“西湖当开者五”。一是如果西湖被占塞,则东南形胜被破损,有损生聚;二是杭州城西的防卫濒湖为势,倚为天堑,如果西湖被占塞,无以护卫城市;三是唐宋以来,杭州城中之井都靠西湖水补充,以湖水为本源,如果西湖被占塞,水脉不通,阖城百姓有喝盐水之忧;四是经过五代、宋朝的修治,杭州运河水源为西湖水,钱塘江江潮不能侵入运河,如果西湖被占塞,则运河枯竭,阻碍通商贸易和百姓生计;五是杭州城的农业基地在城东北的仁和、海宁,千顷田地都靠西湖水救天旱,如果西湖被占塞,则农民没有解除旱情的依靠。朝廷批准后,杨孟瑛经过周密调研,给出了收回湖田的方案:先收回附近豪民占管的崇善、崇兴、禅智等废寺及铜钱局名下一万多亩田地,按照寺庙大小,留下百亩田地,其余田亩清查后,补偿给应“拆迁”湖田的人,并考虑“免其本年差徭”。另外西湖被占的田地每年的税赋共有九百三十余石米,为了避免朝廷的反对,杨孟瑛访查到杭州府下属各县有漏征税赋,加上废寺及新垦田地所产粮食,正好可以弥补。

修浚工期从正德元年二月至六月,八月、九月毕其功,中间因暑气太盛还停工两个月。雇佣民夫一百五十二天,每日用工七千人,花费二万三千余两白银,斥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西湖一举恢复唐宋之旧。湖中所疏浚出来的淤泥、葑草,杨孟瑛令人一分为二,一部分放在苏堤之上,抬高拓宽苏堤,“高二丈,广五丈有奇”;另外一部分则“搬顿西山涯岸,筑成外堤,以为界限,使人永远不得再图侵占”,用以划分界限,堤东水面为湖田禁区。对此,明朝嘉靖年间田汝成编《西湖游览志》曾说:“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白居易)、苏子瞻(苏东坡)、杨温甫(杨孟瑛)三公而已”,“自乐天之后二百岁而得子瞻,子瞻之后四百岁而得温甫。”直将杨孟瑛的浚湖之功比拟白居易和苏轼。杭州人为了纪念杨孟瑛的功绩,将其修筑的外堤命名为“杨公堤”。

然而,杨孟瑛浚湖之后,仕途多有不畅。正德四年,杨孟瑛升迁为从三品顺天府丞,同年十月,御史胡文壁却弹劾杨孟瑛“其开浚无功,费用官帑至二万三千余两,宜罢黜”,于是朝命降除顺天府府丞杨孟瑛复知浙江杭州府。杨孟瑛返浙后很快就被罢官,正德五年杭州知府已由他人接任。杨孟瑛罢官的原因,史载称其浚湖“敛怨生谤”,得罪了杭州地方豪强。孟子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敢于驶向改革的深水区,疏浚既得利益者淤塞的航道,确实要有担当和勇气。更重要的原因是,正德初年,大政为阉宦窃取,朝政乌烟瘴气,正人君子备受打击。杨孟瑛作为成化年间的科举进士,与浙江士人代表谢迁、王守仁关系都很密切,曾经嘱托身为大学士的谢迁写下《杭州府修复西湖碑》,让王守仁为其家乡作《平山书院记》。正德元年十月,谢迁被阉宦罢官还乡。十二月,王守仁上疏为谏臣戴铣等人开脱,触怒阉宦刘瑾,不仅被矫诏杖责,谪贵州龙场驿丞,还派了锦衣卫欲置之于死地。王守仁到杭州后,乘夜佯装投江幸免于难,杨孟瑛曾祭之江上。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正德四年,浙江遭灾,阉党中人攻击杨孟瑛浚湖“浪费官帑”,杨孟瑛“竟以物议罢官”。

《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回顾历史,西湖的历次疏浚,满足了人民水利、灌溉、通航、饮用、旅游、文化等生产生活所需。西湖的堤作为杭州人民疏浚西湖的“副产品”,之所以彪炳史册,贯穿古今,源如何处?当代城市的建设者只要能够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握城市治理的基本规律,其治理之功,亦可不在古人之下。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徐佳敏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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