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一位小脚妇人带着两个儿子前往日本。她原是大家闺秀，又是朝廷命妇，带着晚清外交使节妇人的身份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出国的女子很少，将所行见略用于中西文化比较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位从闺门到国门的小脚妇人，就是江南才女单士厘。对她而言1899年的旅程只是一个开始，之后数年，“无岁不行”。至1903年，她随丈夫钱恂为“欧俄之旅”，途经数国，将一路见闻整理成《癸卯旅行记》，留下了早期中国女性珍贵的游记文字。

闺秀，必是出身望族、德才兼备的女子。单士厘的生长之地——江南人杰地灵，孕育了独特的才女文化，唱和的诗篇承托着才气，也是出入厅堂的社交名片。闺阁间的飞笺联吟自不必说，吴江沈氏世家、湖州董氏世家、汾湖叶氏世家等都是横跨明清两代的江南望族，诗词书画都是母女姊妹的生活日常。此外又有各处大小诗社，如杭州的“蕉园诗社”，柴静仪、林以宁、钱凤纶等人诗名远扬。既然是大家小姐，家教甚严，彼时的女子行动范围有限，亭台楼阁、春花秋月，便成了江南闺秀笔下常见的题材。但随着时局和风气的变化，闺秀诗人渐渐拓展开自己的社交圈子，不仅有女性自己成为闺塾师，也有拜男性文人为师的，袁枚的随园女弟子数十人，来自江南各地，这在“男女有别”的年代相当不易。

江南闺秀文化培养出了单士厘这样一位立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才女，她一方面得益于江南文化和女学熏陶，另一方面为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所裹挟，其胸襟、见识和气魄，与明清之际的闺秀已然不同。在她的笔下，江南女性的纤弱之姿逐渐退却，挣脱了旁人指摘女子“自炫才学”的羁绊，取而代之的是“睁眼看世界”后的思索与沉吟。

单士厘出生于1858年，浙江萧山人，父亲单恩溥是同治年间的举人，母亲许氏出身于官宦世家。单家本是萧山的望族，后因战乱，迁至硖石，家境遂大不如前。幸而在家庭诗书熏陶之下，单士厘和弟弟都未曾中断学习。单士厘婚育较晚，二十九岁才作为续弦嫁与钱恂，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钱恂是清末外交家，其父钱振常、其伯父钱振伦、其弟钱玄同都是学有所长的大家。

单士厘著作颇丰，有《受兹室诗稿》《清闺秀正始再续集》《清闺秀艺文略》《家政学》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随夫出访的游记《癸卯旅行记》。

单士厘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1898年，钱恂赴日本考察。第二年，单士厘就携子出国与丈夫同驻日本。虽然之后夫妇二人在各国游访，单士厘更是与日本爱住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女教师何原操子等人交好，与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也多有来往，虽然免不了丈夫交友的影响，但也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可惜的是单士厘虽有记日记的习惯，却只是记下了早期出访的琐碎片段。而《癸卯旅行记》则是较为完整的游记，记录下八十日的出国旅程。

单士厘的赴俄之旅是从日本启程的。1903年3月15日，临行前的单士厘担心留守在东京的亲人，但转念一想，“两子一妇一婿，分隶四校留学，渐渐进步”，便放下心来。寥寥数语，已不同于传统的母亲送别子女，这次是母亲出行向子女作别，还留下学业上的叮咛。离开日本之前，夫妻二人和长子夫妇应邀参观了大阪博览会，单士厘有“国民竞争之心”，在教育馆处对比中日教育，感叹中国女教不兴，在水产馆前遗憾宁波渔具无法展出。在大阪等地停留数日后，夫妇二人终于在神户搭乘“西京丸”号前往俄国，途中发生事故，滞留长崎，两人也随遇而安，之后换乘“萨摩丸”，辗转数日，来到上海，又去硖石省亲。

舟车劳顿后，她和丈夫从上海回长崎。再从长崎往海参崴时，因为风浪滞留在已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发现当时的朝鲜人只能做繁重的体力活，与日本人同船遭到侮辱，却只会赔笑。异国的景象深深触动了单士厘，“无教之民，其愚可叹，其受辱不知又可悲”。接着，单士厘等人在海参崴港口又见到俄国官员盘查行李，“于东方人尤严”。此时正是日俄战争前一年，中、日、俄三国的关系紧张而微妙。五月六日一行人终于登上去彼得堡的火车，发现华人从来不坐一等座，在哈尔滨又听闻俄警察无故殴杀华人。联想海兰泡惨案，单士厘写道：“初亦愤，愤而诉，诉而无效，亦姑忍耐；忍耐久，且以为非人力所能回也。”车途漫漫，五月二十三日抵莫斯科，四处观览，二十六日抵彼得堡便不再继续记录。

单士厘的游记，多从细节入手，一路所见情景与其熟识的江南山水迥异。昔日“中国妇女闭笼在一室，本不知有国”，她有机会“一览欧洲情状，以与日本相比较”，于单士厘，于中国女性，既是乐事，也是幸事。单士厘写下这八十日的游记，望“我同胞妇女，或亦览此而起远征之羡乎？”如今女子走出国门已是稀松平常，若是还能心系国民之事，也不枉单士厘苦口良言。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