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1962年生，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能有序能成功，浦东是最好案例

高渊：回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海南经济特区，再后是浦东新区，这是否体现了当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顶层设计？

郑永年：应该说，当时的领导层具有战略眼光。为了改变贫穷社会主义的现象，先从沿海中小城市开始，而深圳当年更只是一个小渔村。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改革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控制到最小，因为不是每个国家的改革开放都能取得成功，国际上有很多因此而陷入混乱的反面例子。

1990年，当深圳已经发展起来了，也积累了很多探索经验，这时候实施浦东开发开放，就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新的探索。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建立深圳特区之时，中央就想好了十年后建立浦东新区。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在实践中试错，但总体方向始终是明确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顶层设计，那就是过河的方向是不变的，具体怎么过河则可以各展其能。

高渊：如果把浦东看做一个城市，30年前排在中国城市GDP的第27位，去年则跃升到了第11位。所以很多人认为，浦东开发开放带来了一座新城市的诞生，你怎么看？

郑永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比催生一座新城市更重要的是，浦东的变革催生了一整套全新的体制机制。西方认为中国的体制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会改变的，但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经济社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浦东就是最好的证明，它在城市规划、资本市场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探索实践，为中国其他地区带来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这么多年来，世界上不少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有的国家虽然经济发展了，但社会出现高度分化，民粹主义崛起。为什么中国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两个“可持续”，浦东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把浦东剖析清楚了，就能看到中国有序改革开放为什么能成功。

高渊：是否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做到两个“可持续”，其中一大原因是有深圳和浦东这样的试验田的存在，可以先在这里试错，大大减少了变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成本？

郑永年：中国是渐进式改革，像深圳和浦东这样的试验田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里可以先行先试，既坚持过河的大方向，又不断尝试各种过河的方法，不管在哪方面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就可以复制到全国各地。

而且，中国有很多试验田，这也体现了中国体制所隐含的强大的创新能力。正因为这些试验田一直在进行试验，中国的改革才能成为有序改革。在这次庆祝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浦东，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这是为浦东指出了未来探索的方向，要让浦东完成国家使命，所以浦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先行一步。

被复制被追赶才能倒逼持续改革

高渊：也有一种担心，觉得浦东在各项试错中付出了不少改革成本，而一旦成功，各地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复制模仿，浦东会不会因此减弱或者失去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郑永年：被复制被追赶是浦东的常态，这不会也不可能成为浦东懈怠的理由，而恰恰是浦东当好开路先锋的动力。如果浦东试验的成果只由浦东享用，那就不是试验田了，而成了先进经验的垄断者。

我们要看到，好的经验被其他地方复制了，或者某些领域被别的地方赶上了，这才会倒逼浦东持续探索、持续进步。浦东的优势在于，基于不断创新之上的不断进步。

高渊：这30年来，浦东的一大经验就是以开放倒逼改革。而现在一些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对浦东未来发展会有大多的影响？

郑永年：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但在其中扮演的是跟随的角色。现在全球化出现了停滞，但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全球化还需要持续。现在看来，第二波全球化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正在发生。根据美国华盛顿一家著名智库的统计，过去两年依然有6000亿美元的资本从美国流入中国金融市场，当然有流入就有流出，这至少说明全球化远未终结。

接下来的关键是，在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国能否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直接推动者。浦东要思考的，是如何抓住第二波全球化的机遇，继而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抓手。

高渊：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对浦东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郑永年：我们对双循环要有科学的理解，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双循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对浦东来说。下一个阶段还是应该以外循环为主，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内循环。同样，自力更生不是关起门来创新，而是说我们卡脖子的地方很多，大国重器太少。但技术的本质就是开放，如果封闭起来，不仅原来的技术会落后，而且新的技术也很难产生。浦东具备了自主创新的基础，应该以自力更生的精神状态，杀出一条血路，引领国家发展。

浦东应该力争建成“世界嵌入型平台”

高渊：当前的国际环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中，浦东应该怎样更好地担任开路先锋的角色？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接下来我们不能等待机遇，而应该创造机遇。

我们在观察西方经济现象时发现，发达国家为资本、技术和人才创造良好的“地域性条件”，使得资本成为“嵌入地域的资本”。正是因为资本需要流动、也不会停止流动，更需要给资本创造良好的地域条件。尽管当前西方主要国家问题重重，经历着各种危机，但并没有出现高端资本外流的情况。世界上著名的三大湾区，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都具有类似的特质，欧洲诸国也有类似的经济平台。优质资本、技术和人才都拼命地想进入这些平台，来了之后就不想离开，也离开不了，因为他们只能在这里生存、发展和升级，这可以称为“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目前，中国的数量型经济已经达到了顶点，接下来的关键是推动质量型经济，而这需要依靠优质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我认为，浦东在这方面任重道远，它应该力争建成世界嵌入型平台，成为高端资本、技术和人才都想进入的地方，而且来了不想走，也走不了。

高渊：也就是说，浦东要有整体的升级？

郑永年：对，浦东的下一步是像新加坡和韩国首尔那样，推动城市的整体升级，而不是局限于一两个产业升级，这是综合性的，包含了制度要素、生产要素、劳动力要素、教育科研体系等。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域嵌入型经济平台，一定要有引领者。浦东至少是长三角发展的引领者，在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中，浦东必须进一步彰显其开路先锋的引领作用。对中国经济发展全局来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平台的发展态势，将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大目标，一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在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肩负特殊任务的浦东来说，它现在不能像国内其他城市那样先着眼于2035，而应该对标2050，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