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来，这样一组数据流传甚广：30年时间里，占地不过1210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以全国1/8000的面积，创造了全国1/80的国内生产总值、1/15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诞生了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等50多个“全国第一”。

30年过去，当初对浦东开发开放尚存怀疑的外部世界，已经无法小觑这股东方的力量。有限空间，拓展出超限扇面，释放出无限潜能，这无疑要拜开放所赐。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并且“起点可以更高”，“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这样做了，浦东就“可以后来居上”。“后来居上”，靠的就是“面向世界”，是对全球资源的吸引、对全球理念的借鉴，以及在这些基础上参与国际合作竞争。只有接轨全球、融入全球，空间才能延展、机遇才能放大。也是因此，开发开放初期那句“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的口号，会长时间深入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创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一如近期在五中全会、进博会等多个重要场合阐述的那样，总书记再度重申，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任何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任何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任何搞唯我独尊、赢者通吃的企图，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头浪，但世界决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显然，无论对整个世界，还是身处其中的国家、城市、地区来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势。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再度宣示对外开放决心的一个契机。在今天全球化遭遇“倒流逆风”、全球经济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宣示这个决心，无疑将给人以信心。“更高水平”四个字，道出的是今天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特殊语境。

前30年的大部分时间，浦东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带动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大进大出”的开放模式，相对强调要素的集聚和交换。要素流动型开放的红利释放有一个周期，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这种模式依然重要，但已不再能像过往那样支撑高速发展；新的全球竞争合作格局，亦催逼各经济体找到更深层、更具内在动力的竞争力来源。制度型开放，正是一个答案。

从自贸区的最初试水，到如今在临港着力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特殊综合保税区”，浦东近年承担的多项国家战略，重心都从单纯的要素流通转向了深层的制度创新。

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地推出一批特殊政策、不仅仅着眼于短期产出见效，而是要从长周期的竞合趋势出发，形成同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进而着手构建全球领先的制度体系、制度环境，参与规则制定、掌握制度性话语权。

如总书记所言，这样的制度型开放，需要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着力，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高质量产品供给、高效率资金供给，并借助临港新片区这样的“双特”战略区域，实行更大程度压力测试，力争率先突破。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扭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进一步坚定与全球最高水平对标、对话的志气，进一步增强自我突破、自我革新的勇气。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始终置身全球、拥抱全球、胸怀全球的大格局，是永远以开放立身、拒绝保守封闭的大气度，是始终坚持“站在地球仪旁边”谋划未来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