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类的发展历史，是和自然灾害与瘟疫疾病作斗争的历史。而疫苗的发现，有效控制传染性疾病，是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上海7日启动因私出国人员预约接种新冠疫苗。在上海，人们是何时开始接受疫苗接种概念？

这要回到1845年，34岁的威廉·洛克哈脱（William Lockhart）在上海租得福建路至山东路之间一块5.5亩的土地。翌年，他将原先开在上海老城厢内大东门的“雒氏诊所”搬了过来。这是一幢中式平房，定名为仁济医院，也叫山东路医院。据《申报》记载，1844年至1856年间，上海的这第一家西医医院诊治涉及内科、外科、眼科、妇科、骨科、烧伤科等专科类型的中国病患15万人次。资料显示，这所医院为上海带来许多新事物，包括开设护士学校、为鸦片上瘾者戒毒，以及替民众接种牛痘。由此，也刷新了上海居民首次种痘的记载。

根据《上海卫生志·卫生防疫》的资料显示，上海居民种痘首见于文字记载的事件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山东路医院设站施种牛痘。同治九年(1870年)，上海道告示禁止旧法种痘。光绪十六年(1890年)，工部局设立种痘分处免费施种。宣统二年(1910年)至1935年的25年间，华界施种牛痘143.5万人次，加上各医院及慈善机构接种人数，约在250万人次以上。

在推广西方种痘技术的过程中，雒医生的助手、仁济医院最早的华人医生，也是上海第一位西医黄春甫渐渐独当一面。当时，许多中国人因不了解西医的诊疗手段而顾虑重重，黄春甫担当了公共卫生知识的讲解者和科普者。苏浙一带的医生都慕名前来学习。

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在上海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商讨华界、租界联合预防霍乱和接种牛痘等办法。翌年6月，全面推广免费注射霍乱预防针。嗣后每年联合开展此项活动。抗战胜利后始有较完整的接种统计，1946年至1948年全市预防接种霍乱疫苗706万余人次，牛痘苗52万余人次，白喉类毒素13万余人次，伤寒菌苗54万余人次，狂犬疫苗1万余人次，斑疹伤寒疫苗500人次。

【2】

1946年元旦刚过，上海地区出现天花且有蔓延之势，时任抗战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俞松筠为此在媒体上呼吁:“本局在六七星期前，闻悉长江一带，如汉口，九江，芜湖等处，天花流行甚剧，故即设法预防，制备大量疫苗，分发全市医疗机关，并将种痘地点，布告周知，二月来种痘人数仅有四万五千余人，最近数日，本市忽然发现天花病例多起，截至前日止，已有患者五十九人，决督饬所属，加紧种痘工作，曾盼一般市民，自动注意，从速接种牛痘”。

到年中，江海关海港检疫所，即规定“旅客购票离埠，须凭预防霍饥天花证书。往福建省各口岸之旅客，应再备有预防鼠疫证”。在1946年12月24日，当局对离沪的旅客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自即日起，旅客欲往本国沿海各港，或长江各埠，向该局购票时，先向汉口路江海关检疫所接种牛痘，如无该所所填发之牛痘证书，不得购票。又赴广州旅客，须在购票前十四日接种，方为有效。”

1947年3月，上海更进一步升级防疫措施，将挨家挨户检查种痘情况。根据新闻报道，显示：由于本市“近时天花流行，蔓延堪虞，市防疫委会，为加以防止起见，特联合各界普遍布种牛痘，自2月1日起开始以来，市民接种者固属不少，而意存观望者仍不乏，该会爰规定自4月15日起开始挨户检查种痘证，凡无此证者查出后仍予补种，该会除委托各医院诊所代为注射外复分派流动布种团密布各区，为市民义务注射，当发给种痘证，各机关学校团体满百人以上者亦可请会派医师前来种痘，亟望市民为保全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踊跃前往接种”。

虽然科学接种疫苗有益于防疫，但对于新生事物的强烈抵触情绪，也同样顽固。在推广种痘的过程中，有市民畏惧“西医会挖掉孩子的眼睛”所以坚决不去，有人认为“供奉算命的仙方”更为有效，也有人坚持即便接种也要挑着日子，比如“阴历二月十二日的百花生日种牛痘才有效”。

心理学家丁瓒在1946年谈及当前的青年心理问题时，就说到人们对新事物的态度：

我们知道心理的再适应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自我斗争的过程，因为长时期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惰性是非常不容易被克服的，一个新的观念往往为盘根错节的成见所拒绝……如现在较为普遍的种痘，早在一七四四年便开始应用了的，但是到了现在英国还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乐于接受牛痘的接种的。在十八世纪反对种痘的人说:“天花无疑是可恨的恶魔，但是我们知道它作恶的范围，现在要是种了痘让这魔鬼飞走了，我们就更捉摸不着它了。”到了十九世纪，吉布氏(G·Gibo)又认为强迫种痘法令的颁布让医师义士去到人家里种痘是“侵害了个人的自由和家宅的神圣”。现在是二十世纪了，大文豪萧伯纳在1906年还讽刺种痘是一种野蛮主义呢!

这位中国医学心理学开拓者之一，当时就看出“我引用这些故事，是让我们想象到克服行为惰性，来接受新的观念以至顺应时代的变易，是何等的困难”。

今天看这些话语，依然有发人深省的意义。

【3】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开展计划接种的工作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6月11日起，上海开展以预防霍乱等急性传染病为中心的夏令防疫运动，共接种375万人次。1950年5月10日起,又开展夏令防疫运动，接种328万人次。是年冬，开展大规模普种牛痘运动。1951年1月，市卫生局颁布种痘实施办法，号召“人人种痘、个个种痘”,先后出动医务人员包括开业医生和医学院校高年级学生近7000人，组成1319个固定接种站、1836个流动接种队，接种率达应种人数的95％以上。三次普种累计约1068万人次。1957年，制定《上海市白喉、天花预防接种经常化试行办法》。翌年，发布《上海市预防接种程序》，增加百日咳疫苗和卡介苗二种。随即在市区推行新生儿预防接种一人一卡制，漏种率有所降低。1962年,开展服用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1966年，普遍开展麻疹减毒活疫苗接种，先后列为接种常规。

1960年代开始，改突击性免疫为计划免疫，由市卫生防疫站统一制订计划免疫方案，订购、供应生物制品，分析接种效果；区、县卫生防疫站组织实施接种计划；地段(街道)医院、公社(镇)卫生院负责接种。1972年起，市卫生防疫站每年组织全市性对口检查，区、县站每季或半年进行全面检查，基层则一苗一查，边查边补。1974年，统一接种记录，实行接种卡随户口转移制度，保证资料的连续性、完整性。1976年，接种率提高到83.4%—90.3％。1980年代，建立预防接种门诊制度，市区在地段(街道)医院开设按日接种门诊，郊县在卫生院或村卫生室开设按周或按月接种门诊，使免疫接种程序化、规范化。与此同时，上海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文艺院团，也不断用各种方式推广、宣传接种疫苗的益处。

1983年起，市政府拨出专款增添冷藏设备。1985年，“四苗”(即麻疹疫苗、脊髓灰质炎免疫糖丸、卡介苗、百白破混合苗)全程免疫接种率从1982年的51.6％提高到89.9％。1986年以后，各年均在96％以上。1989年2月、3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来沪检查、评审计划免疫工作，确认“上海的计划免疫工作是优秀的，可以与世界先进的欧美国家相媲美，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1989年3月，根据全国计划免疫审评的要求，按随机抽样方法，对当时南市、静安区和当时嘉定县的计划免疫情况进行调查：儿童建卡率为100％，卡介苗接种率为99.8％，卡疤率99.5％，百白破混合苗、脊髓灰质炎糖丸、麻疹苗接种率分别为100％、99.8％、99.7％，儿童“四苗”全程免疫率为99.4％。

以天花为例，1951年3月，上海开展了以预防天花为重点的春季防疫清洁卫生运动，动员全市居民制定清洁卫生公约，清除陈年积宿垃圾，全民接种牛痘疫苗。至当年6月底，全市累计接种1068万人次。1951年7月26日，官方宣布，上海发生最后一例天花。要知道，上海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国早9年，比全球提前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