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现代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新时代基层民主协商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举行，在这场由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和社区一线工作者共同参与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基层民主协商、三会制度、社区工作者能力提升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基层协商民主是国家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黄浦区委党校陈海燕副教授认为，上海从四个方面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第一，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注重激发居民的参与活力；第二，激发自治组织的活力，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五里桥街道首创的三会制度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三，创新网络参与的模式；第四，扩大基层民主场域。她指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着眼点在基层，要扩大基层民主生成空间，降低基层民主运行成本，提高协商民主操作技术，进一步巩固基层政权。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韩志明教授指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构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双轮驱动。过去，我们把西方的选举民主作为民主唯一的实现方式，而协商民主的发展让世人看到了民主发展新的路径。协商民主符合中国大国治理的特点，在日常生活、日常管理当中，在决策前、中、后各个阶段都有它的用处。基层协商民主培育了理性的对话机制，减轻了国家治理的沉重负荷，调和了多元差异的价值观念，整合了高度分散的个人知识，重塑了基层治理体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互补充，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是国家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

协商民主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多种形式。政协协商如何同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徐汇区政协副主席王萍指出，首先要强化一把手的协商意识，街道党工委书记要学会整合各方资源，调动代表、委员的力量参与基层协商；其次，要高举民主和团结两大旗帜，蹲下身子做群众的朋友，广泛地征求意见，团结和凝聚共识；第三，政协可以帮助基层搭建协商平台，引入智力资源，推动协商文化的形成，践行协商民主。

如何提升社区工作者各项能力？

五里桥街道是三会制度的发源地，街道党工委书记沈永兵认为，三会制度适用范围较广，操作流程规范简易，社区参与度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此二十多年来不断在实践中得到深化和优化。三会制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培育了广泛参与的多元自治主体，解决了“谁来协商”的问题；二是聚焦基层治理的痛点难点问题，从居民的需求出发，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议题，解决了“协商什么”的问题；三是规范了协商民主的议事决策的程序，解决了“如何协商”的问题；四是建立一个评价体系，使得民主协商的成效得到了提升。三会制度在未来如何进一步发展？沈永兵认为，要注重提升它的开放性，拓展其适用范围，并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其配套细则。

上海市委党校现代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兵教授指出，上海社区工作者规模已达到5万人，随着社工规模的不断壮大，需要对其进行培训，提升其各项能力。他认为，社工培训可以从胜任力、职业操守和素养两个方面入手。胜任力指标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管理者胜任力，二是通用胜任力，三是专业胜任力；职业操守和素养则包括个人职业规划、情绪管理、压力调适、倾听表达、书面沟通等内容。此外，社工培训还要根据入职、进阶（工作两至三年）、高阶（主任、书记）等不同职业发展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徐汇区地区办科长闵婧涵分享了徐汇区社区工作者职业化队伍建设的经验和做法。首先是坚持一个核心，即社工的政治属性和人民属性。其次，构建两个社区工作者成长模型，一是分层分类精准化的能力分析模型，二是以群众评价为准的自下而上的绩效评价模型。第三，注重把握社区工作者发展的三个阶段，把牢入口关，在社工不同的成长环节进行差异化的培训，同时注重管理的严格性，建立激励与关爱相结合的机制。第四，系统运用“加减乘除”四种赋能工具，在创新赋能、减压减负、智慧治理和转变作风四个方面为社工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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