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至今已有7年。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雕细琢的“工笔画”阶段。

外媒对“一带一路”的误解、揣测应该如何回应？“一带一路”第二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冠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带来的挑战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就这些问题，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求解“一带一路”7年之际的新挑战。

区分中外诉求，寻找交集

上观新闻：“一带一路”已经实施了7年，成果斐然。但外媒对“一带一路”建设一直存在一些误解，甚至恶意揣测，您认为这是什么导致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李向阳：这种现象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某些西方国家怀有逢中必反的心态，恶意抹黑中国所做的一切。另一方面是中国学术界自身的研究有跟不上实践的步伐，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一带一路”实施的7年中，尽管中国学术界对此投入研究非常多，但对“一带一路”是什么、做什么、如何做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一带一路”是国际社会的协奏，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因此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如果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势必影响“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

因此，在我们看来，构建“一带一路”的理论框架必须遵从三个基本原则：理论上的自洽、实践中的可行与认知上的国内外统一。以“一带一路”的目标为例，国内学术界有很多种表述。一些外国学者提出，如果其中的转移过剩产能、获取海外能源资源、拓展海外市场目标放在一起，这和18、19世纪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这种表述显然违反了理论自洽原则。再比如，很多人倡导“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合理的，但换位思考，站在其他国家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们参与“一带一路”难道就是为了帮助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吗？

事实上，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是一种正常现象，沿线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是正常现象。只有在这两类诉求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才应该是“一带一路”的目标。在这种意义上，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结果，而不能把它当成“一带一路”的目标。同样，获取海外能源资源、拓展海外市场等也是如此。二战后美国致力于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双挂钩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美国宣传的基本理念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标是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不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基于中外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原则，“一带一路”的目标和定位有三个：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三个定位既是中国自身需要，又是国际社会认同的。

既要企业挣钱，又要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上观新闻：中国在2013年以前就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有贸易投资合作关系，那么“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合作与之前的贸易投资合作有什么区别？

李向阳：这是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疑问。一种回答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合作发展速度更快。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充分的。区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合作与此前的合作的根本判定标准是义利观。

义利观是指导“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儒家讲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义是国家追求的目标，让国际社会认同中国和平发展的崛起道路；利是企业追求的目标，追求经济效益。只有将这两个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一带一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如果只实现了“义”的目标，企业赚不到钱，“一带一路”就会成为一种单纯的对外援助项目，从而失去可持续性；发过来，如果只实现了“利”的目标，“一带一路”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商业合作，从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只有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一带一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此，正确的义利观是判定“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合作与之前的贸易投资合作的根本标志。

在机制化和区域价值链两方面实现突破

上观新闻：“一带一路”建设已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雕细琢的“工笔画”阶段。未来如何实现“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李向阳：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高标准、惠民生与可持续。基于这一前提，“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两个领域实现突破：一是机制化，二是构建区域价值链。

首先，推进机制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要求。“一带一路”的主要属性是发展导向。通俗地说，它不是“先定规则后做事”，而是“先做事后定规则”或根据发展的需要而制定规则。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建设第一阶段不把机制化作为优先任务的原因所在。第一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硬联通”，如铁路、公路、港口、管道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客观上就需要构建规则和机制为主体的“软联通”。

近年来，世界银行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如果在“硬联通”的基础上增加通关程序改进、关税改进等“软联通”措施，“一带一路”对相关国家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会提高3-5倍。因此，机制化是“一带一路”的内在要求。

其次，伴随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的深化，构建区域价值链将成为一种必然要求。“一带一路”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硬联通”建设，属于立梁架柱阶段，对民生的改进效应并不明显。新时期需要有更多的企业建设能够惠及民生的产业园、科技园等。这是经济走廊的建设的必然要求，实际上就是构建产业链的过程。

同时，构建区域价值链和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重塑趋势紧密相关。在反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这种重塑步伐在加快，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趋于缩短，二是全球价值链将围绕最终消费市场进行布局。与此相联系的一种现象是“去中国化”，主要表现在高科技行业及面向欧美市场出口的行业。为应对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构建区域价值链。而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双循环”机制为此提供了必要条件。

推动“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建设与构建区域价值链是宏微观两个层面相互促进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建设与债务相关

上观新闻：去年年初的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特殊时期，您对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何建议？

李向阳：后疫情时期，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走出去”的过程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机遇在于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机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为这些国家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条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空间进一步加大。

挑战在于未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会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可能非常严重。“一带一路”建设与债务密切相关，而一些西方国家可能就所谓“债务陷阱”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疫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提出免债。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既有一些政府债务，又有企业的商业性债务，怎么对待，这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情况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