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水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在上海市文联委员曹伟明研究员看来，长三角还有一个“标签”，那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祥地。江南文化和工商业的崛起，孕育了长三角地区人民的高超手工技艺和诗性审美情趣，也使文化创意产业在此萌发。以下是他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对于长三角地区，有很多描述，比如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水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区域一体化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区，等等。但是，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有一个“标签”——我国最早的文化创意产业发祥地。织布丝绸、湖笔宣纸、刺绣织锦、竹草编织、玉器漆器、雕塑剪纸、陶器瓷器……江南文化和工商业的崛起，孕育了长三角地区人民的高超手工技艺和诗性审美情趣，也使文化创意产业在此萌发。

从陶器、玉器、丝织品、瓷器等看江南先民的创意文化

环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拥有浙江的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上海的崧泽、福泉山文化和遗址密集的良渚文化等。其中，出土的陶器、玉器、丝织品、瓷器等，都显示了江南先民的创意文化。

一、以崧泽黑陶等为代表的泥土创造，是江南先民追求审美情趣的创意文化。

从上海六千年的崧泽等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来看，制造陶器、捏制泥俑等，有着悠久的历史。除了必要的泥制生活用品外，崧泽出土的憨态可掬、栩栩如生的陶猪和泥俑，质朴淳厚，带着芬芳的泥土气，融进了人们的生活。江南先民们赋予泥土绚丽多彩的艺术生命，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丰富斑斓的艺术世界。

到了明清时期的江南，惠山泥人更是有了质的飞跃。无锡惠山，通过“创意”的点化，让泥土增加了附加值，“家家善塑，户户会彩”。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道：“无锡去县北五里为锡山，过桥店在岸，店精雅，卖泉酒、水坛、花缸、宜兴罐、风炉、盆玩、泥人之类……”捏泥人在无锡形成了一种时兴行业，有了专门的制作工匠和手工作坊。乾隆南巡时，惠山泥人作为贡品上贡朝廷，名声大振，形成了文化产业。

惠山泥人作为一种泥土产业，有着自己的艺术风格特征。诸如被命名为“粗货”的“大阿福”，造型上夸张了头部，相对缩小的四肢，突出了一种健美、憨厚、喜庆的风格。而另一种“细货”的泥塑，则是造型精致细腻、线条柔和且富丽典雅，如“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作品，具有欣赏和收藏等功能。这些源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品，具有“三分坯子、七分勾画”的创意。那刚柔相济、惟妙惟肖的泥土艺术，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喜爱，名扬于海内外，并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手艺工匠。

二、以玉器雕刻为代表的玉器创造，是江南先民追求精神世界的创意文化。

从长三角地区分布的良渚文化类型来看，原始先民早在四千多年前，已不满足于生产石器、陶器和稻谷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品，而涉足于生产玉器这类精神生活需要的产品，成为“礼器”。

从考古发现来看，良渚时期的玉器一般是就地取材，源于长三角地区天目山的玉矿。玉器，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一是具有矿物学特点：“物以稀为贵”，玉器原料稀贵，不易获得。二是具有工艺学特点：“玉不琢，不成器”，加工玉器的劳动时间数倍于石器。三是具有社会学特点：玉质坚硬，造型美丽，富有光泽，史前的先民往往把崇高、美好、圣洁等审美意识赋予玉器。比如，玉琮的造型内圆外方，中间的圆孔贯通上下，体现了江南先民“天圆地方”的思想，以及贯通天地，期盼“天地人”自然合一、和谐相处的愿望。又如“神人兽面纹”，几乎在良渚文化的各类玉器上都可见到。

良渚文化中的这些玉器，虽是四五千年前的史前遗物，然而它们的雕刻水平即使按现代标准来衡量，也是非常高超的，能在硬度极高的玉器上，精雕细刻得毫发可辨，简直是鬼斧神工。

三、以江南蚕丝业发展而来的丝绸创造，是江南先民追求诗意生活的创意文化。

在良渚文化遗址中，考古发现不少丝织品，比如细丝带、丝绸片等实物，蚕桑丝织的发展繁荣与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关系紧密。同时，养蚕丝织业也辐射到我国的中原和西北地区。在古书和传统上看，四川简称“蜀”，便是受江南文化的影响，成了养蚕产丝的古国。三国时期，蜀汉名相诸葛亮极为重视蜀锦的开发，即使在联吴抗曹中，他也派人给东吴孙权送去“重锦千端（50尺为一端）”，成为“决敌之资”。诸葛亮还鼓动四川境内的苗族和侗族等少数民族点化文化创意，开发织锦，人称“诸葛锦”。

两宋时期，丝绸生产不仅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而且丝绸贸易也趋于专业化，江南地区一跃成为名闻遐迩的全国丝织业中心。到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率先在长三角吴越地区的丝织业中萌发出来，南京、苏州、杭州各设置三个官营的织造衙门。民间的丝织业更是方兴未艾，涌现了不少像吴江、湖州以及震泽、盛泽、乌镇、濮院、菱湖等江南丝织的名镇、强镇和大镇。仅南浔一镇，1860年前后，就造就了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丝织富商家族群体。

到了近现代，上海滩新兴的民族工业，就是以这批丝织经营者带来的创意创业浪潮，沿苏州河、黄浦江两岸建立了缫丝厂和纺织厂。同时，还创办了银行，建造了铁路，为上海近代工商业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四、以古代越窑为代表的瓷器创造，是江南先民追求天然造化的创意文化。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江南又是瓷器的发源地。有闻名中外的越窑青瓷、龙泉青瓷等。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称赞官窑的《秘色瓷器》诗中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这首诗描绘了越窑所产的秘色瓷器具有非常迷人的色泽，仿佛天然的造化。在河姆渡、崧泽、良渚等古文化遗址考古中，除了发现黑陶以外，还有不少是南宋官窑越窑出产的青瓷，它的釉色如“雨过天青云破处”，惹人喜爱。越窑凭借着官窑的体制支撑，构建了人才和技术的高地，加上丰富而又上好的瓷石和紫金土原料，使制作工艺达到了顶峰。一是胎薄釉厚，温润如美玉；二是多次素烧上釉，工艺精湛；三是釉面开片，展现出丰富而美丽的花纹，呈现出古色古香而高雅的情趣。每一件青瓷，都成为精美的创意产品。“茶圣”陆羽更是将越窑青瓷视为唯一的瓷中上品。越窑青瓷不仅可用于饮茶品酒，其质地轻薄，还可用作乐器，弹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

元代以后，官窑促进了民间龙泉哥窑弟窑青瓷的发展，弥补了官窑青瓷只供朝廷不供出口的不足，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压舱陶瓷的主力军，远销海外，名扬世界。宋元时期，当龙泉青瓷在时尚之都法国巴黎出现时，轰动了整个欧洲，欧洲的王公贵族把青瓷作为炫耀富贵的奢侈品，形成了竞相疯狂收购龙泉青瓷的盛况。

此外，以刺绣和织锦为代表的女红创造，以阳羡制壶为代表的紫砂壶创造，都体现了江南先民追求匠心独具、文化情怀的创意文化。

江南文化蕴涵了哪些创新基因和创意精神

江南文化是以六七千年的吴越文化为底色，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其创新创意的基因，乃是凝聚了重视工商业生产和文化消费，以及智慧人文的审美特征。

首先，崇尚自由、善于创造的创新基因，是江南文化的诗性精华所在。长三角地区以人间天堂般的美丽和富庶，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文化开发最早、文明曙光最美的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地，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致和优雅的特征发展到了极致。江南水文化底蕴中的灵动机敏，崇尚自由与工匠精神，绿色生态的发展环境，为创新创意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其次，兼容并蓄、追求精致的创新基因，是江南文化的人文精华所在。江南地区发达的水系，造就了繁华的江南经济，孕育了繁荣的江南文化。江河湖海的地理优势，不仅体现在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有京杭大运河带来的商品经济。它们壮大了市民阶层，形成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了江南地区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文化交流和文化风尚的变革。诸如传统的蚕桑丝织经济和新兴的棉纺织经济，带动了千家万户家庭手工的专业化和市场化。

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民间“机房”，更是手工作坊的创意家园。明清江南地区发展最快的轻工业，诸如服饰织染制作、谷物食品加工、草竹编织、酿酒技艺、印刷产业等，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谋求市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审美情趣蓬勃提升的创意产业。

江南文化的消费性，依托于手工生产的创意产业的升级和人们审美追求，达到了生产消费、创造创意的新融合，也造就和形成了新的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

第三，精于创造、美于设计的工匠精神，是江南文化所孕育的创意基因所在。江南地区商业的发达和工商阶层、创意阶层的涌现和崛起，营造了创业创新和创意的艺术氛围，造就了一大批悟性高、技术精湛的创造者。诸如时大彬和陈继儒的携手，满足了晚明文人既可品茗亦可把玩的审美需求，将笨拙的大壶改造成精巧的小壶，完成了紫砂壶创造史上的华丽转身。而“物勒工名”，既是对工匠们劳动创造的珍重，又是对手工技艺的最高褒奖。书画艺术与制壶技术的跨界融合，带动了求新求异创意浪潮的蓬勃兴起。

第四，人文关怀、诗性表达的创意精神，是江南文化温柔灵巧的文化底色所在。无论是崧泽文化的陶器创作还是良渚文化的玉器雕琢，都体现了纤巧柔润的造型、装饰美丽的图案、雕刻技术的精湛，将江南的诗性传统和人文的柔性关怀展现无遗。精巧的手工艺、时尚的审美和奢侈的消费，成就了江南诗性的文化趣味和时尚流行的审美意识。与此同时，江南文化的自由和开放，也带来了市民文化的繁荣、社会创意阶层的不断壮大。

构建新江南、新文化、新创意的良好生态

今天，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在长三角地区传承发展的江南文化，有着历史悠久、具有创新创意特征的文化基因。在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文化需要不断创新，从而构建新江南、新文化、新创意的良好生态。

创意产业要注重文化核心内容和知识产权保护，倡导特色化、时尚性、精准化、互动性。“资源有限、创意无限”，通过创新驱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新引擎，让创意、技术、资金等要素在长三角地区流动得更快，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产业形态，助力国家实现从“文化生产大国”到“文化智造强国”的华丽转身。融合时尚、广告、设计等创意和科技元素，促进长三角地区文化要素的一体化整合，引领国内外先进文化的潮流，拓展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空间，形成创意智慧、中国出品、全球共享的传播模式。

从长三角地区历史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除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资源创新等要素外，关键核心要素是创新型人才的涌现与集聚。如长三角地区的古代创意“达人”：紫砂壶首创者陈继儒、江南园林设计者计成、“随园主人”创意追求者袁枚……文化人的创新理念和实践，是文化创意和创造的重要动能，它可以颠覆陈旧的技术和现成的模式，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形成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的新组合。推动创意人士和创意阶层的互动共生，协同演进，有利于激发创意者的想象力、创造力，推动人们生活方式的创意化、智慧化、现代化，进而形成长三角地区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实现产业集群。只有让文化创意在流动、涌动中，前浪后浪一起翻腾，才能为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创新驱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从而创造出高附加值产品、高质量服务、高效率经营，使长三角地区率先迈向全球创新驱动的绿色生态城市群。

长三角是一个充满灵气、文气、大气和人气的地区。我们要继承远见卓识、创新睿智和诗性迸发的文化传统，传承好江南先民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文化精神，整合长三角地区的资源，在产业链上进行机制体制的创新，进行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等方面的打造和衔接。无论是电影、演艺、设计、会展，还是书展、艺术展、时尚秀等文化创意产业，应该呈现出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依托长三角地区“源头+码头”的文化优势，采取跨区域合作、专业整合、协同推进的方式，搭建长三角文化产业、绿色生态、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平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创产业中心，形成文化产业跨区域城市创意新网络、新引擎和新平台。加快各种要素的流动和整合，让长三角地区乃至海内外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文化资产通过商业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渠道充分涌动和集聚；让长三角地区文化通过资源互补、优势叠加、创新发展、交融互鉴，得到最有效、最便利的配置和组合，造就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文化创造的新高地，实现中西方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长三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由文化产业向文化新经济方向的转变。为此，要高度重视和深入提炼文化基因和乡愁记忆，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转化和创意性活化。同时，对原有的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进行赋能，推动实体经济的品质提升和结构升级，让文化创意与设计服务、现代农业、消费品制造业、工业品制造业、人居环境业、旅游业、会展业、科技业等深度融合。此外，要用创意的手段，发掘长三角地区的文化资源，活化遗产，打破与超越地区界限、年龄和文化的界限，推动城市和乡村公共设施的艺术化，强化人们日常生活文化艺术化的营造。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长三角历史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意“达人”们的贡献。因此，今天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应着眼于“人”的现代化，从过去的“经济人”到“文化人”再到“创新人”。通过创意赋能和文化加持，使创意集聚、要素集聚，增强城市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从而形成和涌现更多的创新街区、创意空间、创意城区和创新城市。

总之，在落实国家战略，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我们应该继承江南文化中富有创意传统的文化基因，打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共生生态，进行跨区域跨领域的创新，通过文化融合沟通、专业跨界协作，让内容创造、资源活化、产业联动、平台搭建等创新元素充分涌动、自由流动，在推动文化产业的品质优化和质量提升中，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为构建充满活力、魅力，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而努力。

【思想者小传】

曹伟明，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青浦区文联主席、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兼任上海市群众文化专业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艺术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专家。（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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