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又到了唱毕业歌的时候。

《桃李劫》是应云卫执导，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剧情片，也是中共领导的左翼电影阵地之一——电通公司的开山之作。这部电影的插曲《毕业歌》，那“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豪迈歌唱，是几代人共有的青春见证。

据《田汉全集》考订，《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9月。是年12月6日，《桃李劫》在上海金城电影院公映，《毕业歌》的旋律从银幕飞向了大街小巷。《毕业歌》何以从黄浦江畔出发唱响全中国？这段音乐往事的背后，是风云涌动、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

走出银幕的《桃李劫》插曲

早在《桃李劫》公映前，部分当时的主流媒体已经注意到这首音乐作品不同凡响。1934年10月6日，《申报》文艺评论《一九三四年电影歌曲之泛滥潮》盘点了当年电影音乐的流行趋势，尚未上映的《桃李劫》与之插曲赫然在目。

起初，电通公司等方面意识到，《毕业歌》的情绪感染力或是推销电影的有益素材，因而电通公司借助公开派赠《毕业歌》曲谱等活动，积极为《桃李劫》造势。观众的热情让电通公司始料未及。12月9日，《时事新报·本埠附刊》的广告上称：“自日前电通发出赠送《桃李劫》中《毕业歌》歌谱的消息后，读者索阅的来函，竟如雪片纷飞。”12月14日，《时事新报》发布消息称电通公司决定向上海全体大、中、小学校捐献《毕业歌》曲谱，以便师生学习传唱。启事也提到，如果有未被电通公司获知的教育机构，可“以书名数目、地址，加盖校印投函电通，当即如数送上”。

公映后，《桃李劫》在文艺界内外掀起了现实主义的时代巨浪，催人奋进的影片插曲《毕业歌》令当时的观影青年血脉偾张。1957年，作家袁鹰在《人民日报》发文回忆看《桃李劫》时的情景：“第一次看《桃李劫》，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生……以后，每次自己哼起或者听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时候，总是一次次地想起这最初的印象……《毕业歌》一次一次地唤起人们的爱国的情操，鼓舞起人们昂扬的斗志。”

《桃李劫》上映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毕业歌》的流传究竟有多广呢？1935年9月报刊显示：“（上海）大、中、小各级学校中的学生，几乎都在唱。”到了1936年6月，《铁报》的调查发现，《毕业歌》“很快地流行到全中国了，差不多连六七岁的孩子也会哼几句。街头商店门口的无线电中播出来的，也是《毕业歌》。学校里还把它做音乐教材用”。

一二·九运动的“战歌”

1935年12月9日，已流行一年左右的《毕业歌》成了寄托时代呼唤的“战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们手挽手，高唱着《毕业歌》，以此正告侵略者“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燕京大学学生、革命家余建亭回忆：“在未名湖畔，一部分同学喜欢唱的是当时进步电影中的插曲，如《毕业歌》《渔光曲》《迷途的羔羊》等。《毕业歌》中的‘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唱后或者听后使人产生悲愤的情绪……‘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歌声鼓舞着人们起来斗争，挽救危亡。”

后来成长为革命女杰的钟石川，当时还是中国女中的一名学生。她的小传中提到，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上海中国女子中学的师生们“联合清心、务本等女中爱国女生，高唱《毕业歌》等抗日歌曲，率先走上街头，宣传‘救亡图存，人人有责’”。即便是在当时较为偏远的内陆城市，一二·九运动也在当地学生心里激起了不小的涟漪。而同唱这首《毕业歌》，正是外省学生呼应北平游行的一种参与。1935年12月25日，来自河南焦作工学院的进步学生就以唱《毕业歌》团结大家：学生们“讲解一·二九运动，希望大家团结抗日，获得郑州学生的热烈欢迎。请愿团学生高唱当时最流行的救亡歌曲——《毕业歌》”。

高唱它，为了他们，为了我们

1935年7月17日，《毕业歌》曲作者聂耳在日本不幸逝世。天才的离去在文艺界引起了一片唏嘘，许多颇有影响的艺术家纷纷撰文哀悼，青年学子的致哀与致敬更是不计其数。《毕业歌》，这条联络起聂耳和有志之士的情感纽带，在巨星陨落的灰暗时刻，又一次擎起了民族救亡的火种。

得到聂耳鼎力支持的《桃李劫》主演陈波儿，当年9月在《青青电影》杂志上发表了追思文章——《悼毕业歌作曲者》，深情地写道：“他不曾屈服在昏沉的社会里，替少数享乐者作肉感狂乱的‘爵士’，而替我国开了一条歌曲的新门径，告诉了我们歌曲的意义和使命。”

此后几年，每逢聂耳冥诞，文化界、新闻界乃至民众总会自发以他创作的爱国歌曲缅怀。1936年7月18日，《时事新报》刊出《聂耳一周年祭》的专题文章，作者动容地谈道：“请到街头或是巷尾去听，在大众的嘴里，甚至是小孩们的嘴里，不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之类的歌曲吗？而在屡次的民众运动中，这些歌曲更是为民众所反复唱着的。” 1937年7月17日，上海音乐界为纪念聂耳逝世二周年，举行了一场歌咏活动，紧随《义勇军进行曲》和《前进歌》之后唱响的，正是《毕业歌》。据《时事新报》记者所见，“当这雄壮的歌声起来的一刹那，演讲厅前的纳凉者，也都跑近来”。

1936年6月7日，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合唱音乐会，第七个曲目便是《毕业歌》。当时，租界警务部门为压制抗日舆论，对歌咏活动的内容进行了严格的专门检查。因而，在保留下来的警务处档案里，我们得见了当时送审上报的《毕业歌》英文全译。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此刻，中国人民用歌声表达愤慨、凝聚信心的势头已然无法阻挡。1937年9月至11月间，上海各大广播电台不约而同地将音乐类节目的重心调整为抗战歌曲展播，亮相频繁的《毕业歌》不再仅献给学生，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1938年，吴涵真主编的抗战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部抗战歌曲集《叱咤风云集》将《毕业歌》作为抗战“大众歌曲”予以郑重推介。同年，上海大众歌声社编辑出版了一本抗日救亡歌集，里面收录了聂耳抗日爱国歌曲遗作十二首，《毕业歌》名列第三，仅次于《义勇军进行曲》和《前进曲》。可见，在时人心目中，《毕业歌》与抗日救亡、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有多么直接、深刻的联系。

全面抗战期间，《毕业歌》是大后方抗日青年极为钟爱的一首时代之歌。传唱既广，《毕业歌》振奋人心的“金句”也衍生出了不胜枚举的抗战宣传“变型”。1939年6月，桂林的抗日义卖宣传就改写《毕业歌》词呼吁：“同胞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的一切也不能迟疑了！”无论是清唱，还是念读，抑或是书写，《毕业歌》朗朗上口、情绪饱满的歌词都洋溢着朝气，鼓舞着人心。《毕业歌》的艺术与精神双重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新中国建立后，《毕业歌》继续在建设岁月里熏陶着一代代青年。1955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编印的《中国学生运动歌曲选》，1957年陈寿楠、韩洲编选的《“五四”以来电影歌典选》，北京群众艺术馆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合编的《大学生之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的《广播歌选选集》，以及1958年音乐出版社编辑部发行的《抗战歌曲选》等新中国成立初重要歌选，都将《毕业歌》列为重点曲目。近年来，“人教版”等多种音乐教材也将《毕业歌》选为中小学音乐课程教学曲目。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毕业歌》光荣入选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评选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