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近日的社会新闻，将“徐汇区襄阳北路66弄”这个地址带入公众视野。

根据市民反映，该弄口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石牌介绍中存在错误，将“颐德坊”误写为“顾德坊”。经过媒体报道和市房管局调阅相关文献辨认，确认应为“颐”字，承诺将对此处石牌勘误修订，重新挂牌。

这个颐德坊，身世究竟如何？

《徐汇区地名志》显示，颐德坊即襄阳北路66弄1—12号、68弄1—11号、70弄1—11号、72弄1—10号、74弄1—10号，“纵贯于长乐路与新乐路之间。它占地4346.69平方米，现有居民219户，775人，新式里弄。1930年前后建造，共有砖木结构三层楼房54幢，呈长方形，前后五排，分为颐德坊1—5弄，造型一致，排列整齐，建筑面积7665平方米”。

历史上，它的门牌号曾是“法租界劳尔登路蒲石路口颐德坊”。劳尔登路，即今日的襄阳北路。蒲石路，即今日的长乐路。

误成“顾德坊”。需要被更正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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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颐德坊刚刚矗立于这个城市的时刻。

后来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楚图南，当时还是一个刚在狱中翻译了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云南籍青年作家、翻译家。在后世学者的研究中，楚图南1935年来到上海，是希望能找到机会从这座城市去往苏联。但因为要安置孩子，他错过了航班，又与联络者失去联系，最终未能成行。他停留在上海期间，就把家安在颐德坊。

1935年，楚图南以“楚曾”的名字入职暨南大学文学院史地系，职务为“兼任讲师”。1937年，他与湖南人彭淑端结婚，带着与前妻所生的楚泽清（时年九岁）住在“法租界劳尔登路颐德坊中的某号”。

他的孩子多年以后回忆：“1936年到1937年，父母带着我住在上海法租界劳尔登路一幢三层弄堂房子的三楼。一楼、二楼是房东（在邮局工作的一对忠厚、朴实的中年夫妇）住的，我家租得的三楼是一间居室、二楼到三楼楼梯拐角处的一间亭子间和马桶间。”（《一九三五年春：楚图南上海之行》，吴霖）

当年轻的楚图南沿着这条路散步时，两边是什么情景呢？当时，襄阳北路沿路均为住宅。襄阳北路22弄青云里，是9幢建于1912年的新式里弄，44弄有德云坊、仁德坊、麟趾坊、蒲祥里。襄阳北路6弄，是一片有45个门牌号的小联排别墅区。沿着襄阳北路到淮海路口，是江阴颜料巨商薛宝成的私人花园，内设有薛家祠堂，有石龟、石梁等建筑物。1938年，法租界公董局购买来准备作为新建办公楼之用，后改为公园，于1942年1月30日向中国人开放。这即是如今的襄阳公园。

从静静的、各门各户关闭的、当时还算得上是崭新的颐德坊门口走进走出的楚图南，正在拥抱人生的抉择时刻。

（均 柳友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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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寓沪劳尔登路颐德坊三十七号，进门墙上颐德坊三个大字系他的手笔。逢星期日高朋满座，常到者有钱君匋、吕白华、邹梦禅、周鍊霞、孙雪泥、凌万倾、郑仁山、项介石，还有马氏同门诸人，相互谈艺问道，马老则手不停挥，对答如流，谈笑自若。而最风趣的为周鍊霞，每到辄喜雅谑，空气为之活跃。”（《马公愚轶闻》翁运凡）

文中的书画家、篆刻家马公愚也是颐德坊的住户。马公愚是浙江永嘉人，其曾祖父、祖父均工诗文书画。马公愚幼承家学，曾任大夏大学文书主任兼国文教师，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中国文学院教授，中华艺术教育社常务理事等职，上海解放后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著有《书法史》《公愚印谱》等。

在《畊石簃访马公愚后人》一文中，作者写道：

“马公愚原籍浙江温州，长期定居在上海劳尔登路颐德坊37号。这是一幢三层楼房屋，其二楼就成了他治艺的场所。随着时代变迁，劳尔登路改名为襄阳北路，门牌号也已变换，原来钉在后门口，由马老手书的‘畊石簃’漆牌早不知去向，二楼自然也另作他用了……不过，家人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二楼，房间中间是一张大床，临南窗口的画桌由两张大写字台拼成，西墙一长排书架为马老亲自设计，书籍塞得满满的，一直堆到天花板。房间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卷轴缣素，甚至散列在地上。画桌上更是印石残墨，秃笔残墨，凌乱不堪。所以，楼梯口贴着‘谢绝参观’的字条。马老笑言：‘不是上面有什么秘密，实在怕亵渎来客啊。’”

篆刻家孙慰祖在《近现代海上篆刻家群体的递承与经济生活：1949年—1976年》一文中提到，昔时，如黄宾虹、丁辅之、黄葆、马公愚、赵宗抃、钱瘦铁、方介堪、马万里、朱其石、叶潞渊、钱君甸等篆刻家，拥有比较稳定的中上层职业，同时兼以艺名鸣世，这部分印人经济状况处于较高水平。他们一般居住在租界，住房条件较好。“如马公愚住法租界今襄阳北路颐德坊单开间三层，因住房较宽裕，时接待亲戚朋友借住，1941年辞去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务后，专以书画刻印为生，因接件较多，雇一书童做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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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料记述中，住在颐德坊期间的马公愚热爱生活，平时烟酒茶不碰，喜欢喝点牛奶，吃点鸡蛋和粥。“布衣一袭，布鞋一双，常年在襄阳公园散步打太极拳。”

公董局为了纪念1939年阵亡的原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外交官兰维纳，起先将公园命名为兰维纳公园，并在园内建了一座大理石的兰维纳纪念碑（1949年被拆除）。因该公园临近杜美路（今东湖路），故上海人习惯上称它为杜美公园。1943年，汪伪政府将公园改名为泰山公园。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将其改名为林森公园。1950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改名为襄阳公园。1961年市人民委员会基本建设委员会批准把相邻的1900平方米土地并入公园，使其稍稍扩大至今天的规模。

襄阳公园内植有樱花、茶花、杜鹃、海棠、月季等近百种花木，园门内是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大道，两旁粗大的悬铃木浓荫蔽日，十分壮观。内部还有喷水池、大草坪、六角亭和高平台等，据说自20世纪40年代开放以来，一直是上海围棋爱好者聚会、弈棋的场所。著名棋手陈祖德九段、钱宇平九段、芮乃伟八段、王群八段和当时的天才棋童常昊及一大批上海围棋好手都有过一段在襄阳公园学棋的历史，一时曾有“围棋教练都是襄阳公园出身”的讲法。20世纪60年代是襄阳公园围棋活动的“鼎盛”时期。每天到茶室弈棋的爱好者超过200人次，茶室内20盘棋全告客满后，许多人只得到外面凉棚及院内石凳去另辟战场。来园观棋者的人数大大超过弈棋者。一些远在虹口区、杨浦区的棋友都赶到这里来，外地慕名而来者亦不少。（《上海名园志》）

那时，不知每天早上，离开书斋的马公愚会不会在过来打拳的时候停下来观棋弈棋、品茗聊天？他又会不会知道，有一天自己的住宅，蕴含着“颐养天年”寓意的颐德坊，会被人误认为“顾德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