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与演进的长河里，无论作为工具还是象征，文字与图像的优先级始终高于声音。此中固然有技术原因：声音的传递、保存、复制与再现之难，但也与制度、氛围有关。这一局面直到晚清才发生改观。陈平原的新著《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以下简称《有声的中国》）便聚焦“演说”如何与为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迅速崛起，进而深刻介入与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展开，并且作为百年时风与世运的见证。

《有声的中国》正文凡五章，《演说之于现代中国》交代了整项研究的缘起、思路与追求，《晚清画报中的声音》勾连文字、图像与声音三者在现代传媒初创时期的互动，展现了声音怎样入文与入画。《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与《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是书中最见功力也最为重磅的两章，前者通过考辨晚清至20世纪40年代的18种演说学著作（也包括教材与读本），呈现了现代中国“演说观”与“演说术”的建立、传播与流变，后者则把视野投向反响最大与余音最长的政治家的演说，既考证诸多著名演说在声音与文字之间的“变奏”技艺，也探寻“演说的诗性”——一种“诉诸听觉的文章趣味”，更不回避在参与现实政治时“演说的危险”。这两章在材料上夯得实，在理论上拓得广，可谓全书主干。而《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工作报告、专题演讲及典礼致辞》则把话题从1949年以前直接拉到当下，探讨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演说各自遭遇的困境与蕴含的潜力。通观全书，多学科的知识互相支撑，多媒介的信息彼此融合，以“跨”达“通”。

不过倘若认为《有声的中国》的旨归只在“声音”，大概并不合适。陈平原在导论《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中再三提醒：“演说并不透明，声音背后有人、有文、有制度”“认真阅读/倾听那些‘伟大的演说’，是可以体察到整个时代的脉搏以及精神走向的”。如是论述并非刻意拔高，而是揭橥了“演说”之于现代中国的历史意义与认识价值。

尽管“口说”在中国自成传统，与public speech同义的“演说”在华夏大地上的风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事件”。其舶来自日本，发端于西方，虽然也有本土渊源，可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明显从晚清的启蒙与革命事业中得力，是整个“西学东渐”工程中的重要一环。

在历史现场，演说被寄予厚望，乃是因其与现代公民、现代政党、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建设互为表里。演说首先是一种“术”的训练，但更是一种“道”的象征。传统中国之不振，亦表现为演说不兴；而演说之所以不兴，便是由于“灭绝百家，而思想一；思想一，则竞辩不行；竞辩不行，则语言不进”（杨炳乾编《演说学大纲》）。所以，若要振兴中华，则必振兴演说。这不仅是文化史上的命题，更关系到现代中国政治史、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展开。晚清、五四的先觉者们莫不作如是观，而且身体力行。我们谁也不会陌生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正是一篇“伟大的演说”。

在揭示演说的能量的同时，陈平原提示也不要忘记其危险。擅长演说的宋教仁，没有敌过飞来的子弹；笃信“文明国之政争，皆在演说台上”（《政谭演说会之必要》）的李大钊，其声音也被绞刑架扼杀。发表《最后一次的讲演》的闻一多，刚走下演说台即遭暗杀，更是言论史上的定格瞬间。陈平原发现，“近代中国几次‘演说’高潮的出现，得益于晚清的制度转型、‘五四’的政治抗争以及抗战的社会动员”。晚清、五四时期众声喧哗般的演说热潮，随着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追求舆论一律，拒绝不同政见的演讲”而消歇。这样的局面直到抗战才被打破。正如孙起孟所言，“抗战带来了说话的解放，而说话的解放对于抗战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演讲起步》）所以，陈平原才得出结论：“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只要“莫谈国事”的牌子仍然挂在墙上或者心中，只要“灭绝百家”“舆论一律”的制度与氛围依旧存在，“说话的解放”便难以真正达成。而没有“说话的解放”，也就没有“人的解放”。反之，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演说才有希望。

“说话”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修养、艺术与文章。演说已经参与了现代文学与现代语言的改造。不久之前，陈平原的老友、学者黄子平受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告诫在学的与即将走出校园的“读中文系的人”应当时刻“保持对‘形式的危机’和‘表达的危机’的敏感”。敏感于“形式”与“表达”，发出“盛世危言”，是文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有声的中国》以篇幅论算不上是“大书”，其中提出的问题、回溯的历程与展望的远景却“掷地有声”。（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陈平原 著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