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又走到了重要转型的十字路口。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涵盖四方面内容。首先，发展模式需要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次，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局，需要切实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挖掘内需，将创造就业放在首要议题。第三，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需要在加大投入解决社会议题的同时，在未来十到十五年完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第四，将构建大型都市圈作为人口城镇化的方向，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转型服务型政府。

理解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理解中国经济的特点。中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洲际经济体（超大规模经济体），与之相媲美的只有美国和欧盟，因为规模和体量的不同，其经济发展进程自然会与东亚模式下的日本和体量更小的“四小龙”有比较大的差异。大国意味着超大规模和更复杂的治理。陆铭等多位国内中青年经济学家合著的新书《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以下简称《大国经济学》）特别提出，推动经济转型，需要一方面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1+1>2的优势，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超大型经济体的复杂性，治理1+1<2的问题。

《大国经济学》为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提出三个重要的思考框架——长期、全局和多维——值得一一梳理。

长期，即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直面中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的短期困难。当下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和“慢富快老”问题，还是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问题，都不能再回避或者拖延，因为解决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用时间换空间，用经济增量来掩盖存量问题，在当下已经难以为继，因为既有经济模式如果不进行有效改革的话，其增速必然更加放缓，问题也必然越积越多。

其次，需要从长远来看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重新审视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中国发展模式的一大特点是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锦标赛，而这种锦标赛又体现在各地比拼建设园区，陷入招商的“逐底竞争”上，在一些情况下全然不顾地区的比较优势，为了追求短期的政绩而忽略长期发展和中国市场整体的产业布局。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都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占比不断下降，制造业经历了快速成长达峰之后，会逐渐下滑（当然这种下滑与产业空洞化还是有所区别），而服务业则不断上升。中国经济转型也必然如此，当务之急是扭转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和对消费的压抑。

这就需要我们引入第二个视角，全局的视角。

掌握全局需要我们理解大国城镇化的普遍规律，尤其是从农业经济迈过工业向服务的转型期城镇化的特点。大国需要大城，大城需要人口的自由流动。人口追逐增长机会的流动的结果必然出现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在美国是东西两岸的人口聚集，在日本则是东京大阪两大超级都市圈的出现。但大城的出现，反而会逐步拉平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因为人口流出的地区会走出一条更加符合其资源禀赋发展逻辑的道路，比如规模化和产业化的乡村农业振兴。

换句话说，从全局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简单地把拉平地区差异变成撒胡椒面，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拉平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而不是不同地区GDP总量的差距。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顺应大都市圈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它可以推动更多思想碰撞、挖掘更多商业合作机会、形成更密集的产业集群。当然，这也需要切实推动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给广大流动人口以扎根大城市的机会。

全局观也需要理解全球化的未来发展。尽管中国是洲际经济体，但受东亚模式的影响，对进出口的依赖仍然巨大。无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稳定，还是未来中国企业的全球拓展，都需要一个好的外部环境，都需要智慧地应对现在全球弥漫的去全球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潮，确保参与全球化不脱钩。

全局观很自然地引导到了多维这第三个观察的框架。多维可以被理解为多元，也可以被理解为参差不齐、众口难调。多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解决了基本衣食住行的需求之后，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元、开放、包容，这种多维的姿态恰恰是大国的特征。归根结底，《大国经济学》强调的是如何拥抱自信与繁荣的未来。（作者系《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主编）

《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
陆铭、杨汝岱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