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途中翻开徐富海所著的《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以下简称《变宋》），便欲罢不能，暂停了一天的游览计划，将全书一气读完。书中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析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改革的复杂场面，有锐意进取的皇帝，也有忧患的老臣；有复杂的利益之争，也有士大夫的精神所在。

徐富海从中国历史上多个变法实例中挑选出王安石变法作为分析的对象，显示出他的良苦用心，王安石变法是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上最具转折性、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王安石的政策设计是科学的，但是为什么最终会失败呢？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什么治国理政的启示呢？

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可能与他的性格、当时的官场逻辑和社会的构成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没有过大关，这里的“关”指的是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的“关”。

首先，王安石变法面临的是思想“关”。“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人最基本的哲学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生态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变宋》深入分析了王安石一改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他提出天“无作好，无作恶”，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他主张人既不能被“天变灾异”蒙蔽和吓倒，不敢有所作为，也不能因为“天变灾异”与我不相干听之任之，而是以“不蔽不葸不固不怠”的态度，积极发挥主动性。王安石一改儒家“罕言利”“重义轻利”的传统，主张义利并重。他强调财富的生产，“因天下之力”和“资之天地”以“生天下之财”，提出了“变风俗，立法制”的改革主张。

《变宋》强调，王安石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斗争精神，表现出了藐视天灾、不畏人言、锐意创新的变革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变宋》深入分析了王安石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主动求变方法，挑战了古代社会厚古薄今、效法先王、片面追求稳定的守旧传统，打破了封建社会万马齐喑的社会局面，为中国国家治理树新风、建新局，开启了一代先河。其次，王安石变法启迪了国家制度创新“关”。中国古代的治理体系高度依赖于国家意识形态。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多年间，古代治国意识形态没有发生颠覆性更替，核心政治观念未发生根本动摇，国家治理亦始终坚守一些最基本的制度逻辑和制度体系。要想“变风俗，立法制”，不得不在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

《变宋》深入分析了宋朝财政窘迫、储备不足在于管理方法的落后和机制的严重缺位，官员抱残守缺，而王安石变法的立足点是强化官僚政府干预，加强政府吸取资源的能力。为此王安石推行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经济民生方面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凸显了国家治理方法的效用。“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中国社会发展源远流长不曾断绝的根本就在于变法图强。只有变法图强、革故鼎新才能始终保持国家治理的活力和强大生命力。

最后，王安石变法的教训更具有启发意义。王安石变法被推翻，甚至后来长期被污名化，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变法本身存在的很多问题，其中的教训更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传统士大夫要实现其理想，大都需要得到皇权的支持。限于历史的发展阶段，王安石不得不选择了“得君行道”的办法。而得到皇权的支持，就必须与皇权的政治需求相吻合。

《变宋》分析了王安石与宋神宗因“富国强兵”的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又因为这个共同目标的不同施政理念、方法和旨趣而分道扬镳。皇帝在学会了王安石的变法“伎俩”之后，“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从这个走向来看，对于怀抱理想的北宋士大夫来讲，不仅没有通过变法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而成就了专制主义皇权，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从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参与者而沦为皇权的附庸。除此之外，变法中存在的决策、组织、实施、用人、求利等问题，也引发很多批评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存在的问题比具体做法更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以及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徐富海在书中娓娓道来，既有作者的分析，又有对具体事实的考证，使这本书具有可读性。通读全书，我们发现本书并不是呈现一个历史故事，而是以此为例，讨论“良法变恶政”这样一个社会科学的大问题。政策设计者的良好愿望、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都无法决定其在政策执行中是否会走样。我们可以发问，如果当年的决策者有更强的执行能力，变法能够冲破“关”，宋朝的历史是否会被改写呢？（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
徐富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