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物馆热日趋升温，传统文化愈受重视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一位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张伯驹。

刘海粟评价张伯驹：“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他骨子里有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就像是他天生的使命一样。”

不妨一起翻开由荣宏君所著的《张伯驹年谱长编》，了解张伯驹的传奇经历。

难以撼动的“内心自我”

在河南周口项城秣陵镇——这也是张伯驹的出生地——与张伯驹相关的历史建筑遗存已不多见。标注为当地政府所立的“张伯驹旧居”，只是一幢两层青砖小楼，而且据说也只是当年张家的药铺，并非真正的张伯驹旧居——真正的张伯驹旧居，应该是已经消失在近百年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不过，在距离“张伯驹旧居”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据说与张伯驹有关的建筑遗存。在一片长势颇为盛旺的棉花地中间，前后并列着几排明显是曾用作学校的红色砖瓦房。在这些砖瓦房后面，还有一幢醒目的青砖青瓦平房，其建筑时间明显不同于那些红色砖瓦房。据说，这里就是清末秣陵最早的新式学堂旧址。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所新式学堂，应该就是张伯驹的伯父——后为其嗣父——张镇芳捐资助建的那所秣陵新式学堂，时间在1905年前后。

只是从《张伯驹年谱长编》来看，张伯驹小时候不仅没有进过家乡的新式学堂，在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后，少年时代的张伯驹基本上是以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为主。家庭以及家塾教育，不仅奠定了张伯驹一生知识学问的基础与底色，而且也为他后来在传统诗词、戏曲、书画乃至收藏方面的志趣、修养与学问，提供了看上去一直未曾枯竭的滋养与护持。

而张伯驹的少年时代又恰恰是“西学东渐”“洋务运动”以及“维新变法”相继开启的“大变局”时代，甚至在1905年、1906年，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科举教育制度、考试制度以及人才选拔制度也废止了。新的知识、思想、教育、学术、价值乃至信仰等层出不穷，但从少年张伯驹8岁（1906年）所作的一首夏日即事诗来看，上面所谓的“大变局”，似乎一点也不曾波及这个深宅大院里的少年，“偶步芳园里，清凉夏日天。清风吹竹剪，细雨打荷钱”。这里所谓未曾波及，不仅是指少年张伯驹的实际生活层面，而且也指他正在文学、艺术方面修炼涵养的审美趣味——张伯驹后来在书画方面的风格与趣味，不少是以庭院之内的生活、器物、花草等为重。庭院之外的大世界、大时代以及大自然，不仅距离少年时代的张伯驹比较远，距离中老年的张伯驹也比较远，距离张伯驹的诗词、书画艺术同样比较远。尽管中老年时代的张伯驹早已不再能够存身于高墙之内、深宅之中，但早年根深蒂固的习性养成，似乎已经铸就了张伯驹难以撼动的“内心自我”。在后来一首回忆少年时代生活的诗及相关诗注中，张伯驹以一种平静如水的心境，追忆了那些曾经的生活画面或片段：

节到端阳入暑初，门悬龙虎辟邪符。

茶园戏看混元盒，致美斋尝抓炒鱼。

余十岁时，先叔任度支部郎中，居潘家河沿，余入京省视。时盐运史署医官陈华甫君亦来京，值端阳，陈君同余及友三四人去致美斋午酌，食抓炒鱼，极美。街市热闹非常，商店皆门悬龙虎山天师符，各茶园皆演连本《混元盒》。余等饭后去广德楼观戏，当时情景，似犹在目前。

上面这段诗文，见诸张伯驹的《红毹纪梦诗注》，1978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汉语中文里，读到上面这样的语言文字和情感记忆，不免令人心生感慨。而在经历了20世纪下半期的又一轮社会及文化的大变动之后，张伯驹以这种中国式的“追忆逝水年华”方式，完成了一个人的世纪守望或世纪回眸，其中的人生况味，非亲身经历者，难有透彻之体察理解。

来自时间岁月的“力量”

在张伯驹这个名字周围，有不少名誉的点缀或光环，其中既有像“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这样的赞誉，亦有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这样的推崇，当然世面上流传更广而且广为人知的，恐怕还是“民国四公子”这样的俗称。

而对于作为诗词家、戏曲家、书画家以及收藏鉴赏家的张伯驹，有两种说法相对而言倒是比较值得注意。

其一是刘海粟的说法：

他（指张伯驹——作者）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相互沟通，又各具性格。

将张伯驹一生所涉猎、倾心与专精的诗词、戏曲、书画以及收藏这四种姐妹艺术，视为他心胸中所涌出的四条河流，并指出这四条河流“相互沟通”，又“各具性格”，这种观察与说法，不仅是对张伯驹一生艺术、学问及事业比较客观和精确的概括评价，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文人之间相互依存又彼此成就的存在关系的一种高度概括与评价。张伯驹的一生，在这种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或者说在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某一种类型的语境中，无疑是可以得到相对客观与通透的理解与阐释的。

如果说刘海粟对于张伯驹的阐释，相对集中于不同门类的艺术内部关系的话，周汝昌对于张伯驹文化一生的概括与评价，则明显是从另一个维度展开的：

先生（指张伯驹——作者）异代相赏于这些历史诞生的文墨艺匠的无与伦比的艺术才情，正如杜少陵之于先贤宋玉所谓“萧条异代不同时”“风流儒雅亦吾师”，彼此有精神境界之投契。

他（指张伯驹——作者）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的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花落，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

上述两点，其实也是观察与评价张伯驹乃至张伯驹一类人的两种不同维度。这两种维度，我们在孔子评价历史上的先贤，以及司马迁评孔子的言论立场中，亦有类似耳闻与体察。所不同的是，张伯驹幼时过继给大伯父张镇芳，而张镇芳的一生，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官场追逐沉浮的一生，相较而言，张伯驹的亲生父亲张锦芳距离诗艺人生则明显更近，与张伯驹之间似乎亦更能够心意相通。

一般人心目中，张伯驹之所以能够如此，或与他的出身、家世、境遇等不无关系，这样的看法和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有一点是同样肯定的，那就是张伯驹的一生，又绝非仅靠出身、家世和境遇即能成就的。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几次众所周知的大的迁变，个人于其中的命运沉浮，很多时候几乎是无法幸免或难以抗御的。但置身于上述大变动时代之中的张伯驹，尽管有些时候也受到牵扯波及，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系保障，但在他的人生与生活之中，那种自我的澄明与沉静，似乎一直存在着，或强或弱、或近或远地支撑并成就着他的现实人生。

这不仅让人联想到与张伯驹多少还有些家族亲戚关系的袁寒云（袁克文）。张伯驹后来在诗词、戏曲、书画以及收藏方面的开展与成就，与早年的袁寒云几乎如出一辙，不过袁寒云终究未能走出显赫家世与时代风云的双重纠缠，其才华一生不过如昙花一现，虽然亮眼，却转瞬即逝。相较而言，除了在诗词、戏曲、书画以及收藏方面令人关注的表现与成就，张伯驹八十多年的人生本身所彰显的时间岁月与日常生活的存在与“力量”，倒是能够与他在艺术上对于风雅、趣味与情怀的追求与坚持彼此映衬、相得益彰。

“化私为公，足资楷式”

在距离张伯驹旧居所在地不远的河南周口项城袁寨村，是袁世凯故居。故居鼎盛时期据说占地200余亩，现存只有原来的1/10。

参观“袁府”，其中两点让我留有较深印象，其一是“袁府”中有一整间陈列室，专门展出介绍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与儿媳吴健雄的生平事迹。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袁克文，当初应该都不会想到袁家的后人中，会走出像袁家骝这样的载誉海内外的科学家。袁世凯对于功名甚至皇权的看重追逐，与袁克文对于才艺与自由的青睐专注，都可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与文化长河之中找寻到源头或起始，相较之下，他们的后人袁家骝在高能物理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一下子将袁世凯、袁克文父子两代人的人生之路实实在在地延伸到了20世纪、21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将来。

袁家骝比张伯驹晚生14年，他们差不多属于两代人。但在项城秣陵张家和项城袁寨袁家的后人们当中，张伯驹与袁家骝各自都走出了与他们的先辈们明显有所不同的人生道路。相较于袁家骝的科学人生，张伯驹在诗词、戏曲、书画以及收藏之外，是他在“护持国宝”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大节高风”。兹摘录《张伯驹年谱长编》中周笃文序文中的一段相关叙述以充说明：

据《丛碧书画录》记载，其所收一等书画达118件之多。在故宫设立表彰书画捐献者的“景仁榜”上，顶级书画中有近一半为伯老（即张伯驹——作者）捐献，皆为价值连城的异宝奇珍。

1936年，为防止溥心畬所藏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流入日本人之手，他请傅增湘先生出面，千方百计以四万大洋购回。

传世最早的青绿山水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索价800两黄金，伯老因财力不足，无奈之下出售了最后一处花园住所——弓弦胡同，以220两黄金售给辅仁大学，即以此款购回这一稀世国宝，并于1956年5月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沈雁冰部长颁发奖状云：“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上面这段叙述，大概也只是张伯驹一生收藏与捐献故事传奇中的几段，所以茅盾会以“化私为公，足资楷式”这八个字来概括并褒扬张伯驹在书画收藏与捐献方面的“文化标高”。而在今天这个几乎全社会都在谈收藏和忙收藏的时代，张伯驹的收藏与捐献统一于同一个文化、审美与精神的主体，那个主体就是“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的张伯驹。

《张伯驹年谱长编》
荣宏君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