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与名物研究如何结合？赵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的《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以下简称《寻找缭绫》）堪称范例。这位专攻纺织科技的理工学者，业余时间事吟咏、擅七律，他以白居易的《缭绫》诗为主线，诠释唐代丝绸发展和成就，由其中的美学意义延伸至社会文化史。

写作过程中，作者循着研究线索找到一件出自法门寺地宫的唐代缭绫实物，竟将文物完整复制出来，让“春衣一对值千金”的古代美物惊艳世人。

此为“名物志”系列访谈之四。

《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
赵丰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记者手记】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白居易的《缭绫》惹人好奇，唐代缭绫（丝绸面料的一种）的“江南春水色”，是一种什么颜色？《寻找缭绫：白居易〈缭绫〉诗与唐代丝绸》的作者赵丰教授，用植物染料实现了可能类似“江南春水色”的颜色，并复制出一件在法门寺地宫埋藏了上千年的缭绫浴袍。一块难以准确用当代语言定义的“春水色”缭绫面料出现在眼前时，我的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激动。

我自问，这种激动源自哪里？它应是源自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们往往惊叹于古物之美，欣赏青铜器物、诵读秦唐诗赋、端详古画与古瓷器时，我们沉醉其中，共情、共鸣，但有时也会产生某种失落感——因为时空的阻隔，我们越是爱它们，越能深刻感受到与它们之间遥远的距离，我们永远无法用五感去体验它们最鲜活时的状态。

而今，“古物”出现在眼前。借助现代技术，我们跨越时空，领略古人的审美，从一种“隔空对话”变成真实地触摸历史，哪有比这更好的传承中华古文明的方式呢？

赵丰说，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诗歌中的丝绸研究”，但写作的过程中竟奇迹般找到了唐代缭绫的实物。于是，他将书推翻重写、洋洋洒洒。冥冥之中的某些启示引他走向法门寺，走向萦绕心头多年的疑问深处。他一边写书，一边带着团队复原那件缭绫浴袍，正如前几年复原汉代织锦国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在赵丰家乡海宁的染制“江南春水色”的手工作坊里，我们闻到蓝草鲜叶打汁做成染料的芬芳，那股特殊的气息使人愉悦、仿佛来自远古，一如阅读此书的愉悦和轻松。难怪著名名物研究学者扬之水这样评价此书：“轻松的阅读，以至于使人刹那间忽略了这里面所包含的几十年的辛勤考索。”

是啊，若非几十年考索，哪能再现唐代缭绫风姿？植物染料做出的“现代缭绫”不但捐赠给博物馆，还陆续做成服饰和文创产品，让更多人得以一睹芳容。

正如赵丰所说，名物研究的“全链条”是开放的，而我国的纺织品文物科技也在实践中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是“文物的活化”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环，也是中国送给世界的一份文化大礼。

“江南春水色”缭绫复原概念图。柳友娟 制图

地铺白烟花簇雪

上书房：所谓“名物”，为物品定名、定义最重要。那么缭绫究竟是何物？

赵丰：名物学是许多学问的基础，需要深厚的功底才能考证并研究出结果。缭绫也作“撩绫”，在《旧唐书》《新唐书》以及法门寺所出《衣物帐》和敦煌出土的卷本中都有提及。但对于缭绫的含义，谁也没有真正解释清楚过。

唐代丝织物的命名比较复杂，一般以地名、纹样图案、外观特征、织造结构等来命名。从白居易诗中可看出，缭绫是越州生产的，素地上提显奇文异彩。这种精美绝伦的绫织物，其织造工艺、组织结构肯定不同于其他绫类。而“缭”字本义有二：一是围绕、缠绕之意，二是一束、一段、一节之意。由此推测，缭绫可能是后世所谓斜纹地缎组织显花的“缎花绫”，或在斜纹地上用纬浮长显花的“浮花绫”之前身。所以，白居易诗中用“地铺白烟花簇雪”来形容外观特征，现实中白烟铺地、雪中簇花给人的感觉就是白色中隐约可见一簇簇、一束束的花纹，这些花纹只有用“缭”字来表示。

上书房：有许多文献提到过缭绫吗？

赵丰：是的，也正是因为缭绫的概念难以解释，我特意梳理了“缭绫”这个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序。

“缭绫”第一次出现，是在白居易的《缭绫》诗中，它属于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首，诗人标明为“元和四年”（809年）所作。与此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元稹的新乐府诗《阴山道》，其中有两句：“越穀缭绫织一端，十匹素缣功未到。”意思是用织十匹普通素绢的工力，也织不出一端绫（唐制以六丈为端）。可见这种高级丝绸织制的精难程度。

第二次出现在长庆四年（824年）晚唐著名政治家李德裕上奏皇帝的《奏缭绫状》。这里还有一段佳话，那一年唐敬宗继位，他年少而奢侈无度，派使者往各处征收贡品。李德裕考虑到当时财政困难，就上疏朝廷请求罢造妆具，敬宗好像是同意了。但也许因为李德裕留了一句话“绫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易于方圆”，所以朝廷又诏令织定罗纱袍缎及整幅盘绦缭绫一千匹，李德裕只能再次上疏劝说敬宗，终于得到罢进缭绫的结果。

接着，恭俭儒雅的唐文宗于大和三年（829年）诏令禁止奇贡，提到缭绫：“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咸通十五年（874年），缭绫进入法门寺地宫，其《衣物帐》中记载：“缭绫浴袍五副，各二事。缭绫影皂二条。缭绫食帛十条。”900年前后，晚唐韩偓的两首诗中提及缭绫：“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筵上映春丛。黛眉印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眉山暗澹向残灯，一半云鬟坠枕棱。四体著人娇欲泣，自家揉损砑缭绫。”这些句子，令人向往缭绫之美。

上书房：唐朝很流行缭绫？

赵丰：中国历史上的“绫罗绸缎”，绫排在首位，绫盛于唐代，唐绫之中又以缭绫最负盛名。

《新唐书》里有记载，唐代百官公服都要用绫制作，其中“亲王及三品、二王后，服大科绫、罗，色用紫，饰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绫、罗，色用朱，饰以金。六品以上服丝布、交梭、双紃绫，色用黄……”唐代官府还在织染署中设有专门的绫作，择各地技巧精良的工匠织造。如武后时期，仅绫锦坊中就有“巧儿”365人。而唐代民间作坊织绫也颇盛，如定州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像这样规模的大作坊是前代所没有的，到今天也是罕见的。

唐代绫的生产遍布全国各产丝区，各地的上贡丝织品中绫占了很大比重，品类之多也令人惊叹。河北的定州、河南的蔡州以及中唐后的苏浙一带，都是绫的重点产区。当时绫的生产量非常巨大，其贡物目录、诗文辞赋及吐鲁番、敦煌文书中有着极多各种绫的品名记载，几年都考证不完。

《衣物帐》

莫比寻常缯与帛

上书房：我非常好奇，是什么机缘促使您研究缭绫的？

赵丰：我大约是1982年刚读研究生时第一次读到白居易的《缭绫》诗，从此魂牵梦绕，千万次问自己，总想解开这个谜——“莫比寻常缯与帛”的缭绫究竟是什么？《缭绫》诗虽然只有十三行，我却读了三十多年，也思考了三十多年。我一直为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手法所折服，他对笔下的丝绸名物，从组织结构、织物规格、纹样图案到织造原理、染料色彩等，都有真切的观察和富有想象力的描述。

如把《缭绫》诗放于唐代丝绸生产和消费的历史大背景下，可以得到完整无缝的解读。所以，在浙江推行“浙东唐诗之路”的若干年间，我的一些演讲都以白居易的《缭绫》和唐代丝绸为主题，这些成为我写《寻找缭绫》的基础。

上书房：您写书过程中，写着写着就发现了唐代缭绫实物，这也太神奇了！

赵丰：落笔之前，我根本没找到真正的缭绫，我想也许是永远都找不到了，所以决定不去找了，还是写了再说。

2023年初，我写到唐绫的图案部分就陷入深思，在唐代这么丰富的绫织物图案中，如果找不到明确的缭绫，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真是机缘巧合，沉睡了这么多年的法门寺地宫丝绸突然向我招手了。也许是冥冥之中，我必须要去寻找缭绫，而且必须要找到缭绫。

法门寺塔基遗址。新华社

上书房：是什么机缘让您走向法门寺？

赵丰：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发掘纺织品，是发现古代丝绸品类和工艺品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现，一直很受业界关注。

1981年，法门寺的明代宝塔因历经地震和风雨侵袭而半边崩塌。1987年，在重修宝塔清理塔基的过程中发现了法门寺唐代地宫。当时出土的织物数量很多，且残破成块，清理难度大，专家马上进行了灭菌保湿冷藏。直到2002年至2007年，中、德两国合作在法门寺建立专业纺织品文物保护实验室，成功对部分粘连衣物进行了揭展和初步研究。

直到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始合作保护并研究法门寺丝绸，当时我们看到许多展开的古代丝绸，还有一个叠了700多层丝织品的藤箱，目前谁也不敢动它们。

今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的《金缕瑞衣：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丝绸考古及科技研究报告》出版，书中发布了许多新的研究材料，这触发我再一次到地宫出土的《衣物帐》中寻找，到李德裕申诉的奏文中寻找，这次找到了一直无法证实的缭绫。

上书房：确定那件浴袍的质地是缭绫？

赵丰：是的。《衣物帐》上的记载很是清晰，地宫里有缭绫浴袍、缭绫影皂和缭绫食帛。“食帛”是古人用餐时垫的“餐巾”，可能就是一块织物，而影皂（也可能是“罩”）的形制极难搞清，这两者难以与实物进行对照，特点鲜明的只有浴袍一种。但浴袍又在哪里呢？地宫发掘者和揭展保护者都没有找到它们。

我再次检阅中、德两国合作揭展和保护的两件基本完好的丝绸上衣。直觉和经验告诉我，其中一件就可能是“缭绫浴袍”。从《衣物帐》中记载的花罗衫、花罗袍、长袖、夹可幅长袖、可幅绫披袍、纹縠披衫等繁多的名称中，我层层比对和排除，发现其中一件“直领对襟团窠纹长衫（袍）”和其他名称都不符合，而它的花纹与李德裕《奏缭绫状》中提及的“可幅盘绦缭绫”相合，所以它正是缭绫浴袍。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直领对襟团窠纹长衫（袍）”

天上取样人间织

上书房：我迫不及待地想听您讲述复原缭绫浴袍的过程。

赵丰：明确了缭绫的真实存在，我们应该能把它还原出来。

还原大概有四个步骤——还原确定纹样，织造，染色，缝制浴袍成衣。

在那件唐代浴袍上，独幅团窠的盘绦花纹面积很大，图案直径达到60厘米左右，整件浴袍只有6个团窠，正是当时的流行设计，这让浴袍有了一种官服图案的布局，很有气势。越大的花形越难织造，在古代，这种难度是几何级增加的，不难想象当时白居易所写的“天上取样人间织”的含义。

我们用电脑复原出完整的图案，它十分华美端庄。传统提花机织造缭绫已不存在技术难度，因为时间和成本等原因，我们选择使用现代织机。那件缭绫浴袍的组织结构是平纹底上有斜纹花饰。我们采用不同粗细的桑蚕丝作为经线和纬线，做出和文物几乎一模一样的缭绫面料。整个团队都对那繁复的图案百看不厌，同时也深感白居易对缭绫描述的精准到位，真可谓“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

赵丰团队用电脑制作的团窠的盘绦花纹。

上书房：接着就要染色了，出土的浴袍还能看出当时的颜色吗？

赵丰：很可惜，整件浴袍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来的颜色，成为褐色。唐代缭绫的色彩肯定有很多，但白居易在《缭绫》诗中写到的，是最令人向往的“江南春水色”。白居易另一首《春池上戏赠李郎中》中也写道：“满池春水何人爱，唯我回看指似君。直似挼蓝新汁色，与君南宅染罗裙。”

而我们已经了解到唐代文武百官的色彩系列由高而低为紫、绯、绿、蓝（青或碧）。绿比青更为贵重一些，而绿的染色方法相对比较难、需要更多时间，且得色更有偶然性，所以我们决定复原一件“春水绿”的浴袍。

上书房：古代染绿的技术，如今也能复原吗？

赵丰：这并不难啊，只是工艺繁复，现代人不愿意再这么做了。

在我以前的研究中，早已明确可以染出唐代“春水绿”的蓝草约有三种：菘蓝、木蓝和蓼蓝。蓼蓝是我国传统的蓝草，唐代的“春水绿”应是蓼蓝揉蓝而成。

我们做了五次实验，分别在浙江瑞安选了马蓝生叶，在温州大学美院河边、山东日照巨峰镇、江苏南通地区采摘了蓼蓝生叶，还在国丝染草园自栽蓼蓝，最终用了蓼蓝完成染色。

我们用浸揉技术直接染色，将植物的蓝汁揉出再以明矾媒染，辅以草木灰助染。这样的染法必须经过多次套染才能染到合适的深度。我在40年前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染绿技术研究》中就提出，中国早期蓝草染织只适于在收获季节马上进行，染液无法贮藏和运输，而真正的靛蓝染料的制备及染色大约要到魏晋之后才得以完善。

赵丰团队种出的蓝草。栾吟之 摄

上书房：您对最后复原出的浴袍满意吗？

赵丰：满意。这件浴袍裁剪简单，缝制简单，没有过多装饰而重在面料。而且它是单层的，没有夹里，只有前襟两根不长的系带。最后的复原是团队中我在东华大学的研究生裁剪并请人手工缝制而成的。整件浴袍由两侧接袖及衣身三大片织物构成，用料非常节约，表层面料共需绫料约460厘米长，我想它大概和原物件的样子八九不离十吧。正如《长恨歌》中所写，可以在浴后“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使用。

赵丰计划将一些复原的面料做成文创产品。栾吟之 摄

若见织时应也惜

上书房：复制古物听起来太棒了，您以前也复制过国宝，再给我们讲讲复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的故事吧。

赵丰：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汉晋时期精绝国的遗址尼雅古城附近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许多人知道这件不能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却不知道它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是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我们在2018年成功复制了这块五星锦。复制织锦之前，我们先复制了一台汉代织机。2013年，四川成都老官山墓地出土了西汉时期的提花机模型，由我们中国丝绸博物馆牵头，花了3年时间和其他研究机构一起复原了这台织机以及织造技术，这一研究解决了汉代织机的类型问题，为汉代织锦的原技术、原工艺复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2015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委托我们馆进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的复制。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复制的汉代织机上进行穿综及织造工作。10470根经线，84片花综，2片地综，历经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错综复杂、丝丝入扣的穿综工作后，再进行织造，最终成功复制出“五星锦”。

国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出土照

上书房：从复制织机到复制“五星锦”，这无异于重现2000年前领先世界的“汉机织汉锦”技术体系。

赵丰：是的。后来，我带领团队继续研究五星锦的颜色，尝试复原植物染色工艺。这些研究成果都用在了唐代缭绫浴袍的复制中，所以后一次要顺利得多，也快得多。艰难的复制过程中，我的耳边常常回荡起白居易的诗句：“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2018年由中国丝绸博物馆成功复制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上书房：可见，“全链条”名物研究离不开技术的发展。

赵丰：一件纺织品被古人生产制作出来，又被主人带入墓中、放入寺庙地宫或是传给后代。千百年后它被发掘出土，考古人员会在考古现场实施抢救性保护，再带回实验室分析测试，根据需要修复保护，再进行收藏、展示、数字化，甚至开展原工艺复制，还原或传承相关传统工艺并用于当下，这就是“全链条”研究。

文物“活起来”的前提是要“活下来”。我们与考古学家并肩作战，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开展应急保护。历经岁月的文物如同急待救护的病人，于是，我们在实验室研发符合文物保护原则的“诊断”“病理”“药理”等技术，现在我们能够有效处理丝绸文物的糟朽、病害。比如，从浙江台州黄岩区南宋赵伯澐墓中成功提取了近百件极具宋韵的丝绸服饰，堪称“宋服之冠”。

上书房：我国的纺织品文物科技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了吗？

赵丰：我们的纺织品文物科技从跟跑开始，逐渐跑进世界一流方阵，以昂扬的姿态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在全球视野下开展世界丝绸互动地图研究，这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由中国发起并主导、多国参与并实施的国际合作项目，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

比如，其中的寻找丝绸起源一直是我们心中的梦想，我们奔赴仰韶村、三星堆等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丝绸，这种“所得超越所见”的惊喜，都来自我们自行研发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我们会继续开展前沿性、原创性和系统性研究，继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向世界发出属于中国的文化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