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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5日，一则来自北京的新华社电报，令中国教育界陷入哀伤：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著名女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因脑出血在京逝世。

新闻中这样介绍俞庆棠先生：“江苏太仓人，年五十二岁。曾从事社会教育多年，手创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历任中国社会教育社总干事、常务理事，前中央、东吴、沪江等大学教授，上海申新二厂、五厂工人学校及工人子弟学校校长等职。今秋归国被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她被称为“民教之母”，她为教育奋斗的足迹也在上海留下深深印痕。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在民众教育领域内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民教育家，1985年，在上海胶州路静安区业余大学的校园内竖起了一尊由邓颖超亲笔题词“纪念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先生”的半身塑像。后来，校园内的教育楼也以“庆棠”命名，并设有“俞庆棠纪念室”。

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旧址和俞庆棠塑像。邱力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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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位于上海的胶州路，也似乎总是与教育有缘。

1947年4月19日，在位于胶州路、余姚路口西南角原“孤军营”的旧址上，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的“第一儿童福利站”开幕仪式举行。在来宾中，有担任中福会主席的宋庆龄，还有闻名全国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

约半年前，陈鹤琴收到中福会邀请他出任福利站主任的信函后，欣然应允，满心期待着重新踏上这片他曾经熟悉的土地。

始筑于20世纪初的胶州路，南起愚园路，北至苏州河，在老上海的记忆中是一条带有传奇色彩的马路——从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到影星阮玲玉，从大文豪鲁迅到革命先烈茅丽瑛，从孤军团长谢晋元到越剧名伶筱丹桂，众多名人的一生在此留下尾章。

但同时，也有希望的种子在这条马路上萌芽：被誉为“幼教之父”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在20世纪30年代时就曾居住于胶州路300弄17号（该建筑现已不存），并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播撒爱与希望。

1928年夏，陈鹤琴来到上海出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在任职的11年中，他积极维护与发展中国人的教育权益，先后创办了工部局东区小学（现上海市霍山学校）、北区小学（现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西区小学（现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第一女子中学（现上海市第一中学）等多所学校，全身心地投入育人事业。

陈鹤琴与儿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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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在儿童教育领域内的身体力行民众有目共睹。小到一册幼教读本的编写、一个儿童阅读书架的制作，陈鹤琴总能将他对孩子们的爱倾注于细枝末节之中。更有甚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创办西区小学之时，他还曾根据教育原理与儿童特点亲自参与了校内设施设计——

教室全部左面采光，室内设有水汀、换气通道；课桌椅按高、中、低级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的身材特制；每层楼都设衣帽间、沙滤水设备；男女厕所有高有矮，适合不同年龄的学生的需求；除普通教室外，还设有美工室、木工室和自然室；室外辟有篮球场、游戏场，根据儿童兴趣爱好和身心发展规律而设计了许多运动器具；大礼堂设置电影放映设备；还设有设施齐全的医务室，并配有专职医生和护士。整个学校造型美观。（章正元编著《静安文博钩沉》）

西区小学创办后，成了陈鹤琴“活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他鼓励大家德智体并重、发展创造能力的同时，更是将“爱国、爱人、爱学问”的理念通过各种生动的形式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灵中。

陈鹤琴提倡将儿童喜爱的木偶剧引入小学教育中。在他的影响下，当时还是小学教师的虞哲光开始自制木偶，自编自演。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虞哲光等排演的演绎中国古代英雄人物故事的木偶剧《文天祥》《岳飞》在沪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得到陈鹤琴的赞赏。1959年，虞哲光在搬入胶州路125弄5号后又结合木偶片、剪纸片的艺术特色，创造出了中国美术电影的一个新类型——折纸片，并在此后编导制作了《聪明的鸭子》《大白菜》《湖上歌舞》《三只狼》《小鸭呷呷》等多部折纸片电影，深受儿童喜爱，终成一代儿童艺术大师。

虞哲光旧居。邱力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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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陈鹤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步文化教育事业，为此遭到日伪忌惮。1939年11月13日晚，日伪特务持枪闯入其胶州路寓所企图行刺。所幸他已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乔装改扮离开上海，之后辗转来到江西。

1941年1月，由陈鹤琴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在江西发刊，将“活教育”的内容概括为三大目标，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课程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方法论），初步形成了“活教育”的理论体系。

抗战胜利后，陈鹤琴回沪后虽迁居愚园路，但也时常回到胶州路。胶州路、余姚路口西南角地块在抗战中曾是“八百壮士”羁留之地，也称“孤军营”。1946年下半年，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与校方取得协商后，借得校内一隅设立儿童图书阅览室，半年后又扩充为“第一儿童福利站”，陈鹤琴受邀来此担任主任，与其他慈善公益人士一起为贫困儿童建立读书识字的课堂。

孤军营旧址所在。邱力立 摄

1947年10月至11月间，“第二儿童福利站”与“第三儿童福利站”又相继在沪东许昌路通北公园与虹口乍浦路昆山公园内成立。

1950年2月4日，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三个儿童福利站的保健室集中组成妇幼保健站，站址仍在胶州路晋元国民学校原址。1951年9月，中国福利会接受了宋庆龄捐赠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在胶州路妇幼保健站和沪西女工妇幼保健站的基础上筹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自1984年起，原孤军营旧房相继拆除，改建为“晋元里”新工房。（王志鲜、段炼编著《宋庆龄上海史迹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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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第一儿童福利站内书声琅琅之时，位于其南侧不远处的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内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学习景象。该校旧址位于胶州路601号（近昌平路），现为静安区业余大学。1945年下半年，著名教育家俞庆棠在此创办实验民众学校，为当时广大工人群众提供了一处具有较高教育水准的民众教育场所。因此，大家也尊称她为“民教之母”。

当年俞庆棠选择这里作为校址，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一则该址原先曾是一座外国兵营，后来在抗战中又成为“日本第三国民学校”，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教学是提醒民众勿忘国耻；二则该址周边工厂林立，棚户区密集，生活着众多劳苦大众，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也更便于附近民众来校接受教育。

学校开办后，由于为工人授课的时间多为晚间，因此该校还在上午与下午分别开设儿童班与妇女班，把过去准入门槛较高的教育机会进一步推向大众，让越来越多的民众都能享受到教育。1946年，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参观学校后赞扬：“如是学校，在我国属不可多得矣。”

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也是一所镌刻有红色印记的学校。学校创建伊始，中共地下党就委派党员入校工作，并于不久后在校内建立了教师党支部与学生党支部，使学校成为一座“红色堡垒”，在进一步唤醒工人群众思想觉悟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沪西工人运动的展开。

为此，当局曾于1947年初提出撤销实验民众学校的议案。之后，俞庆棠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及广大师生的支持下，组织起数千人的护校队伍并最终取得护校斗争的胜利。

1949年5月，由实验民众学校师生们组织的人民保安队兵分多路出发，迎接解放军进入上海。同月，俞庆棠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之后她又与陈鹤琴分别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在1949年10月1日这个庄严神圣的时刻，“幼教之父”与“民教之母”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如今的静安区业余大学依旧专注于“民众教育”领域内的耕耘。学校以“面向社会、面向就业”为宗旨，除了成人教育之外，还设有面向社会各年龄层次、形式多样的学习班。教育精神仍在胶州路上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