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伴随特定生活风尚的流转星移，也能一瞥时尚惊鸿。

家喻户晓的《木兰辞》描写花木兰代父从军后建功返家、恢复女儿身时，有一名句：“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这里的“花黄”，指的是一种贴在眉间、两颊或鬓发上的黄色小花片，也叫“花钿”或“花面”。根据颜色的不同，还会被称之为“朱钿”“翠钿”“金钿”等。

贴“花钿”，据说是自南北朝兴起一直延至宋代的化妆术，在无数诗词歌赋和绘画中闪耀异彩。温庭筠笔下的美人就有着“眉间翠钿深”“翠钿金压脸”的妆容；花蕊夫人的笔下则描绘了“翠钿贴靥轻如笑”的美好。

刘禹锡的《踏歌行》更是以“游童陌上拾花钿”，来描写一群江南民间女子到郊外踏歌后翩然离去的景象。那如蝉蜕一样落下的满地花钿，暗示了在大自然中纵情歌唱的生机和洒脱。

除了斜插“闹蛾”，妇女们还会簪戴一种用捻金线制成的“雪柳”。有辛弃疾的诗为证，“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李清照也有词云：“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太平广记》《玄怪录》和《武林旧事》等叙事作品记述了唐宋年间长安、临安等城市商业的繁荣、店铺的热闹以及时尚业的发达。《西厢记》中的张生赶考滞留长安时，千里迢迢托人送给心上人莺莺的礼物就是一盒“花胜”（“花钿”的雅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时尚产生的土壤变得日益复杂。但令人欣慰的是，真正成功的终不是由模仿得来。特别是，去装饰、慕简朴、显健康逐渐成为女性美的新风向。之后，“文明新装”完成本土化的关键一步，推出了清新靓丽的“女学生装”：

首先，依据简朴原则，颜色上选择素衣玄裙；其次，在裁剪上，吸收中国传统女装“上衣下裳”的礼制，再“参以西洋女服之样式”，将窄长上衫简化为及臀的短袄；再次，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服装中的“倒大袖”工艺，使得露腕七分袖形似倒开的喇叭花，衬托出青春活泼、自然清新的现代美。

当时，上海著名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敏锐地嗅到了商机，果断放弃一度流行的古装仕女，选择时装美女和女学生作为月份牌的模特，使其作品更加符合近代商业广告的需求，获得广泛的市场认可。

稍后，电影这一新兴传媒也阔步走进“制造时尚”的行列。上世纪20年代，电影女明星杨乃梅专门拍摄身着“文明新装”的时装照，留下了短袄长裙加一头短发的新女性形象。

经由广告形象、月份牌美女和电影明星等传播渠道、载体，“文明新装”迅速渗透至广袤城乡，定格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记忆。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姜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