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为响应“大上海计划”，《旅行杂志》推出一期上海专号，以《申报》记者赵君豪的《明日之上海》与画家梁得所的《上海的鸟瞰》开篇。这册专号描绘了上海的宏观景象和未来发展，并佐以当时闻人贤达关于上海与巴黎、纽约等城市的比较，兼及上海的公园、旅馆乃至电影等专题性介绍。

在这些“俯瞰”式介绍文章中，孙恩霖所著《邑庙导游》《浦滨沧桑录》显得尤为特别。它们提供了一种“平视”的、“负手而行”的视角，描摹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邑庙导游》皆围绕豫园展开。从城隍庙大殿照胆台前的香烛摊，到天井两旁的邑庙路和小摊贩，对过的书画善会（得月楼），珠宝玉器琳琅满目的香雪堂，大店小摊、雅俗之物均入笔下，串联出一个“随意走去，路路可通；游目所至，咸饶兴趣”的漫步路线。

豫园标志性的湖心亭，自然也是“城市漫步”途中的一环。湖心亭四周均有茶楼、书场，“游者至此，不妨择一而品茗”；登楼眺望，更可“俯瞩全园，有一览之胜”；说书唱戏，声声入于游人、观众之耳。穿堂而出，则有花鸟市场，“啁啾聒耳，如入百鸟之国”。向东到文昌路等处，则是各式稀奇古怪之物，供人参观。

上世纪20年代末经过修缮后的九曲桥。

同期刊载的《浦滨沧桑录》描绘了黄浦江滩退潮时“背纤挽舟”的景象，指出上海由“腥风晚市几缕炊烟之区”一变而为“车尘马足江干驰骋之场”，其兴盛“何止千万人之经营哉”。这一饱蘸情感的论断，点出了城市之兴源自人民的朴素认识。

在当时的黄浦江边漫步，所能见到的是江海关大楼、沙逊大厦（和平饭店）、汇丰银行（今为浦发银行总部）等“东方罕见”的高大建筑。从外滩气象信号台出发，孙恩霖依次描绘了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纪念碑、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广东路到北京路之间的诸多银行等，并对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行文至此，不禁要问：这位称得上中国“城市漫步”第一人的孙恩霖，究竟是何许人也？

资料显示，孙恩霖生于1905年，年轻时居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大约从1925年起，孙恩霖开始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撰写文章。1927年，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他通过《申报》的公开招聘进入采访部工作，担任记者，后又出任采访部主任。

在孙恩霖进入报业的同一年，《旅行杂志》创刊。它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一手策划，与该银行的旅行服务部门（中国旅行社）同步设立。在《发刊词》中，陈光甫强调“旅行不特可以辟眼界，且足以拓思想”，故而创办此刊，以悉数报道“国内外交通之状况、商业之情形及民情风俗”，推广旅行的益处。

《旅行杂志》的诞生是当时市民旅游兴起的一个缩影。为扩大影响，《旅行杂志》除刊载火车时刻表、航线广告等信息，刊登留学生和记者介绍国外城市的短文之外，还积极邀约各路文人政客撰稿，记述游览经历。

上述两篇文章是孙恩霖在《旅行杂志》上的首次亮相。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同样可属“城市漫步”范畴的《徐家汇巡礼》。随着外出采访经验日渐丰富，孙恩霖此后还为《旅行杂志》撰写了十余篇介绍国内外城市的文章。

上世纪30年代的九曲桥。

孙恩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莫过于一趟非常特殊的“旅行”——在延安采访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

1937年4月，受《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委派，他偕《申报周刊》主编俞颂华一同从上海出发，乘飞机在南京、郑州稍作停留后抵达西安。在西安稍事休整，即搭乘货运卡车抵达延安。

在延安，他们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又从朱德那里了解到有关抗战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分析，并专门采访了徐特立等。

1939年，孙恩霖以“忆旧游”为由，在《旅行杂志》上叙述了这一路的沿途所见。虽然由于新闻审查的缘故，“关于人物和政治等问题”只得一概回避，文中亦声明“只重趣味，不涉其他”，但孙恩霖在文末仍按捺不住感叹：“（我们）卧的虽是土坑，吃的虽是灰色馒首（头），然而碰到的却是些有名的人物……他们做着许多繁复艰难的工作，度着最简单、最低微的生活。”

孙恩霖曾“漫步”过的徐家汇天主堂，也在他的履历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1942年，《申报》报馆被日本海军报道部占领。孙恩霖与《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地下党员恽逸群等协作，秘密将一部分《申报》过刊运至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从而使这张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得以完整保存。

上世纪30年代的方浜路。

孙恩霖熟悉本地情况，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又通晓外文；作为职业记者，他又比一般民众得以更频繁、更远途地展开旅行。从他的记叙中，不难读出他对异地乃至异域民众的同情之理解。这或许能够解释他与《旅行杂志》的不解之缘，却没有回答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为何在上海“漫步”？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孙恩霖自己所提出的困惑。他在1938年12月的《旅行杂志》上问道：究竟我“上海”的故乡在哪里呢？

孙恩霖心目中的“故乡”，存在于浮华的表皮之下，是古老的“城里”，是南市“假定的界限”范围内的小小一隅，是“曲尺湾”的剪刀或油汆面筋，是城隍庙“人神交织的乐园”。它的街道狭窄，人却安闲；虽是闹市，犹可有古意的烛幽之光。

这一叙写所构成的“故乡”，实际是一种特定的生活经验，是小到吃穿用度、大到城市肌理所共同构成的生活境况。这样的上海存在于记忆和传说之中，也因此游人的浮光掠影难以触及它，青年男女的嬉笑打闹无法理解它。

或许可以说，孙恩霖所表达的“在家的乡愁”，实际上是一种以乡愁为名的怀旧。他的“故乡”是时间与空间的复合，并且由于空间距离之短，而愈加突显时间上的遥远。进而言之，这一时间维度上的距离并不单纯是一天天、一年年的周而复始，而主要是指城市的现代化程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孙恩霖是一位守旧的传统文人。对比第一代走向现代城市的王韬及其“漫游”，孙恩霖的“漫步”已经告别了那种符码化的粗线条描绘，而能够从切身经验出发，借助对现今实际存在的事物描述，建立与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这更加符合现代报刊的传播规律，也正是他笔下“城市漫步”如今读来仍有魅力的原因所在。

理解这一时间层面的乡愁，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下“城市漫步”得以兴盛和持续的缘由。贯穿于“城市漫步”中的历史知识的传授、商品服务的消费，只是表面的特征。它的流行，传达着人们加深与所居住城市情感联系的愿望，寄托了人们对城市身份认同的追问以及对自身经验与城市关联的追寻。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漫步”不只是一种阅读行为。真正的“城市漫步”，是一种带有认同与温情的注视，同时包含一种“书写”的诉求：在步行中，重新建构和表述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将“鸟瞰”式的客观知识同个人的生动经历结合起来。由此，个体偶发的游历与城市的节律关联在一起，“漫步”的行为成为城市继续生长的动力。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朱恬骅 陈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