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4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先驱邓颖超同志120周年诞辰纪念日。在上海这座英雄城市，“邓大姐”留下了深刻的革命足迹与人生印记。

「创办《支部生活》」

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在工人们的掩护下秘密隐蔽在上海平民区，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几经波折，邓颖超辗转来到上海，并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寻找“伍豪”的启事找到了周恩来。之后，中央妇委组织逐渐恢复运作，杨之华、邓颖超、李文宜、庄东晓先后担任妇委书记，委员有蔡畅、贺治华、朱玉如、王根英等人。

材料显示，中央妇委在周恩来、邓颖超在沪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为开展秘密工作，这次会议决定按照上海女工和市民结拜小姐妹的方式，结成中央妇委“八姐妹”。以年龄而论，蔡畅是大姐，邓颖超是五妹。因而，她又以谐音“伍美”作为化名。如遇敌人盘查，大家就以打麻将为由，说姐妹们聚会，在一起玩牌。

鉴于此时党中央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是组织工人，准备城市武装暴动，因而中央妇委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是女工工作和宣传工作。根据分工，蔡畅、杨之华到工厂指导女工工作；邓颖超主持中央妇委机关工作，常写一些宣传文章，有时还与上海各区委妇女部部长接头，并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掩护周恩来的工作。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峻。供党内同志阅读的刊物，只有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邓颖超与其他领导成员商量后，于1929年1月26日创办《支部生活》，邓颖超兼任主编。

这本十二开本、毛边纸印刷的“线装书”看上去古色古香，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每月出版一至两期，每期字数为5000字至10000字，共出版了39期。除了登载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还介绍上海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开展情况，发表了许多富有战斗性和建设性的文章。

对于《支部生活》，周恩来给予热诚的支持和专业的指导，建议编辑们“应将过去的记录汇刊的方式改变过来，以引起同志的兴趣与刊物热烈阅读的情绪，得到实际灌输的收益，同时必须保证定期的出版”。

邓颖超非常重视《支部生活》的编辑、发行。她曾到中央政治局机关向领导汇报刊物的情况，还以“伍美”的名义先后撰写了《学习化与研究化》《怎样在新的革命浪潮中保护党》《秘密工作的几个教训》等重要文章。

1928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安排下，蔡畅、邓颖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妇委主要成员先后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并讨论撰写了由六大正式代表、六大主席团成员、纱厂女工周秀珠代表中央妇委在大会上所作的中国妇女运动报告。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出席六大途中遭遇了重重险情，反映了当时党代表万里赴会的惊心动魄：夫妇二人扮作古董商人，从上海乘坐日本商船到大连。商船靠岸之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过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问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要去哪里、干什么。之后，又将周恩来带回警察厅仔细盘问，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破绽。日本暗探又跟踪他们一直到长春，夫妇二人一路上镇定自若、行动如常，一次次地化解了危机。最终，他们乘火车抵达满洲里。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

1938年2月，邓颖超（前排左一）与沪东临青学校“孩子剧团”成员合影。 蒋迪雯 摄

「“亲往劝驾必成”」

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她生活在上海。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等各项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在河北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注宋庆龄的安危，于1月19日联名发出了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

宋庆龄曾经和史良讨论过新政协会议的事情。史良判断，“邓亲往劝驾必成”。史良所说的“邓”，即指邓颖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颖超与宋庆龄交往甚久、交谊颇深。6月22日，受中共中央委派，邓颖超、廖梦醒一行从北平出发。廖梦醒是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女儿，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与宋庆龄感情亲密。同时，她们还带了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和陈其瑗给宋庆龄的亲笔信。由邓颖超专程赴沪送达这几封有分量的亲笔信，充分表达了党中央盛情邀请的诚意。

邓颖超抵达上海当晚，应约与宋庆龄会见，双方相谈甚欢。邓颖超在向毛泽东发出抵沪后的第一份电报中谈道：“有日抵沪，当晚孙夫人即约谈，其情绪很兴奋……今日廖梦醒又往晤孙，谈话间颇感盛情难却，表示考虑，或有可能。依其性格，尚须下功夫，看发展，容后再报。”后经邓颖超、廖梦醒的多次劝说，尤其是当6月30日邓颖超向宋庆龄出示毛泽东、周恩来亲笔邀请函后，宋庆龄终于答应北上赴平。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收录了一篇邓颖超1949年在沪期间写给周恩来的信：“抵沪后，初寓百老汇的几日，是纷扰不堪，日子过得飞快。移居小宅后较为清静，每日往医生处治病，日子亦过得很快。别来不过几日事，但每动想你之情，则又觉时日长哩！不知忙人如你，感觉如何？北平文人云集，想更增你忙碌。惜我未能参与其盛，观光各剧，一饱眼福，不免有些羡嫉。”

其间，邓颖超还在上海观看了越剧，“得赏袁小姐（袁雪芬）的演出”，感叹其技艺颇为高超，希望“再能看一次”。另外，受邀观看《西伯利亚交响曲》影片一次。该片曾荣获巴黎影评第一奖金，“其剧情之好、技术之优、色泽之美、歌风之佳，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

邓颖超写道：“沪上半月来，连绵阴雨，大江南北各河水涨，险期尚未渡过，天气虽较凉爽，但念及灾侵人民，殊颇感不安也！你是否能早睡一些？睡眠、生活调节，对人的健康很重要。‘失去健康，就没有了一切！’我是深深体会了病苦与不健的痛苦的人。我希望你在身体保健上，能有自觉和预见，千祈勿犯狭隘的经验主义啊！工作上犯了错误尚可改正，但健康失去是不再来的！”

“周公馆”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党在上海设立的唯一公开办事机构，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195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把“周公馆”列为上海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6月，邓颖超重返“周公馆”。参观结束后，她建议纪念馆不要称“周公馆”，可改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

邓颖超介绍，思南路不是周恩来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们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别人的名义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来的名义。“实际上，除了我和恩来之外，董老、罗迈、定一、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里，来来往往许多人都住过。”

根据邓颖超的意见，思南路上的周恩来纪念馆之后正式更名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1988年是农历龙年，除夕之夜守候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的人们发现，84岁的邓颖超出现在荧屏上，带着慈祥笑容娓娓道来：“今天是新春佳节，我以一个中国老年人的身份，向全国各族人民拜个年。祝你们合家欢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岁月穿梭，又一个龙年要到了。此时此刻，追忆邓颖超晚年在泰山顶上热情勉励青年的那段话，依然令人倍感振奋：“拿出比泰山还要十倍高的意志和热情，一直要攀登到‘四化’的实现，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的中华、创造社会主义的世纪中国。”

（作者：华东理工大学妇委会 蒋睛霞，人民出版社历史与文化编辑部 陈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