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晚8点起，余华、苏童和《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在“与辉同行”直播间聊了两个半小时，《收获》2024年全年双月刊卖出6.3万余套，长篇小说季刊超过1.2万套，销售实洋超过1240万元，直播间最高实时在线人数超过48万人。

直播结束后，销售数字还在攀升。

两个半小时直播，《收获》2024年全年双月刊卖出6.3万余套

长篇小说季刊销量超过1.2万套

两个半小时里，直播间的气氛时而热烈，时而温情，既有文坛老友之间的调侃，又有追怀文学同道的感伤，如同一场真诚而充满“干货”的文学访谈。

包括主持人董宇辉在内，谁都没有具体讲解购物车里的商品。直到直播接近尾声，才进行了“带货”。

继《人民文学》后，《收获》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

“上直播间是一种新的形式，它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把好作品、好作家真正送到读者手中。这个方式被证明有效，那我们就有必要去尝试。中国老中青三代的文学读者规模其实是惊人的，等待我们用各种方式去走近。”对于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的原因，程永新这样解释。

网友自然会想到上个月同样走进这个直播间的《人民文学》。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作家梁晓声、蔡崇达与俞敏洪、董宇辉畅谈“我的文学之路”。《人民文学》杂志的直播首秀，也是直播间首次“全程只卖一份文学杂志”，当晚4个小时里卖出8.26万套。

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浙江、江苏，有三个年轻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他们因文学而相识，因文学而结交，因文学而立身，四十年过去了，他们也成了文学道路的一部分。

上海的程永新进了《收获》编辑部，巨鹿路675号——直播中，苏童说，这个地址他早就牢记在心，但当年作为青年作者，他不敢向《收获》投稿。

机缘巧合，苏童的稿子送到了程永新手里。1986年，短篇《青石与河流》登上《收获》第五期。第二年，同样是第五期，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与苏童的中篇《1934年的逃亡》前后发表，那期著名的“青年作家专号”还有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孙甘露的《信使之函》……“程永新跟马原说，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青年作者，浙江农村的”，直播中，余华讲起这段往事，直播间里的老友笑成一片。

余华

“拥挤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的年轻人，意外地攀上了珠穆朗玛峰。”接过董宇辉的话头，苏童说。

苏童

“《收获》一直是巅峰，第一期就刊发了老舍的《茶馆》。”余华用他一贯的幽默比喻，就像中国文学的道琼斯指数，“《收获》可能也有不太好的时候，那也是中国文学低谷的时候。”

“《收获》这样的文学刊物就是文学青年心中的巅峰，一面红旗要能插上去的话，他能兴奋几个月。或从此有一个强烈的暗示，我成功了。”苏童在直播间解释自己这段“名言”，“这面红旗插上去，不是到此一游，而是一个写作者的立足之本。在我和余华的青年时代，一个刊物和作者的联系就是如此。”

直播一开始，苏童、余华就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一起参加的一期《焦点访谈》节目。“那是纯文学开始下落之际，商品经济大潮兴起，包括《收获》在内，文学杂志都有危机感。”苏童形容，那期节目，他“很诚恳又很焦虑”。

“文学杂志面临一个问题，要不要做广告？当时几乎所有杂志都做，还有有偿的报告文学，但巴金先生说了，《收获》不做广告。”“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节目制片人说，按照外国的标准，一本杂志是不是好杂志，就看后面是不是有广告。”节目采访了多位作家，争论这个议题。余华记得，苏童说了一句话——“《收获》做广告是对我心灵的伤害”。

“我们就是为了挺这本杂志。”苏童说。

时隔多年，当文学又一次面临互联网的冲击，在“与辉同行”直播间的余华、苏童何尝不是再挺一次？“《收获》所有重要的时刻，我和余华都在。”苏童说。

为什么是《收获》？余华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史）铁生在写他的长篇《务虚笔记》，他说希望这辈子能把这部长篇写完。我说，不会的，你还能写很多部。铁生告诉我，残疾人都不长寿，希望有生之年能写完《务虚笔记》，而且，他的愿望就是在《收获》发表。当时有个新杂志发起了一个文学奖，奖金10万元。铁生其实是很需要钱的，他要养活自己，要看病……”

程永新接着说：“那份杂志的主编也到上海找了我，他们希望发表铁生的新作，因为这个奖给铁生是毫无争议的。我也觉得，铁生需要钱……铁生跟我说，如果你不要了，我就给他们。”

程永新

“铁生再穷也不会开口问朋友借钱，更不会为了钱换一个杂志发。后来《务虚笔记》分两期在《收获》发表，铁生说，一点不后悔。”余华补充。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余华自己的。“《收获》的编辑，程永新、肖元敏、李小林，他们的意见对我特别重要。《在细雨中呼喊》后面一半是我全部删了重写的，就是因为《收获》过不了关。那时我已经小有名气，《收获》不发，别的杂志可以发。在《收获》的严格要求下，我全部推倒重来。非常感谢《收获》挽救了我的第一部长篇。”余华说。

“《菩萨蛮》发表前，为了校对，李小林在巴老病床前给我打电话。”苏童回忆。

“《收获》对我们非常好，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高。”余华说，“没有《收获》的严格，我和苏童不会写得这么好。”

那么，一直以来，《收获》到底秉持着什么样的标准？程永新说：“我们希望发现有才华、有想象力、有创造力的作品。就像余华当年的《四月三日事件》，跟传统的现实主义很不一样。我们希望《收获》是大海，包容开放，能够容纳各种风格，这也是巴老留给我们重要的精神遗产。巴金和刘白羽、曹禺、冰心等作家的关系都很好，他善于团结作家，用心相处，以诚相待。”

“巴金、靳以，《收获》的两位老主编留下了非常好的传统。直到今天，听现在的年轻作者说，《收获》编辑部发现新作者、组稿的方式，和我们当年经历的还是一样。”余华说。

“我常跟编辑部的同事说，我们要精准地捕捉那些有才华又特别渴望得到辅佐的年轻人。尽管在今天的环境下，就像大海捞针，有点困难，但《收获》的审美标准不能降低。”程永新说。

“用拳拳之心大海捞针。”董宇辉总结。

苏童则在直播间透露，今年，他要拿出自己暌违多年的新作。这部作品已经与《收获》签约。他坦陈：“文学也有生理年龄，到现在这个年龄可能不能再达到年轻时的百分之百。我的作品之所以难产，就是离我现在要求自己的75分还有差距。”

“苏童在为75分奋斗，他的75分其实是很高的，但刚刚达到《收获》的及格线。”余华调侃自己，“我最近的新作都没在《收获》发表，就是因为没达到及格线。”

原定一小时直播，延长了一个多小时。董宇辉问出最后两个问题。

董宇辉的金句小黑板

董宇辉的金句小黑板

董宇辉的金句小黑板

“一、对文学的未来担心吗？”

“就像很多人所说，文学似乎处于一个趋势向下的年代。但真实的情况又或许并非如此。到中国广阔土地的很多省份，余华、苏童很多优秀作家的书还是那么受欢迎，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还是这样强烈。”程永新回答，“只不过，营销方式确实换了一种，这也是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原因。文学的变化和发展是复杂的，所谓严肃文学受到挑战时，有一些文学类型起来了，比如科幻，像是刘慈欣的《三体》再比如马伯庸的书卖得很好，被改编为很多影视作品。如何去定义这些作品，需要我们不断去研究。”

“二，希望读者在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

“在别人的作品里读到自己的感受，读到同情和怜悯之心，读到幽默感。”余华回答。

“文学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直播最后，董宇辉总结自己的直播间，“就是希望用自己小小的努力让文学跟更多人产生联系。希望这个直播间是一间超大的、没有墙的实体书店。”

“希望好的杂志可以从一个人手中传递到更多人手中。”余华说。

“让年轻人的订阅变一种方式，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程永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