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文化传承与发展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内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廓清了方向、锚定了基准。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对“五大突出特性”的内涵生成、道理蕴藉、实践理路进行深入理解，回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历史“现场”当中去，以更好地理解并发掘其内在要义。对于“五大突出特性”进行一次重返基源式的深层探照，既能更好地理解其本质内涵与生成过程，又能以此为切口确证中华文明的根本性精神与气质。基于此，从中华五千年文化经典中思考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生成，不仅能够使我们对“五大突出特性”的生成过程与丰富内涵有着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亦能让我们更准确地掌握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使命与基本施力点，进而更好地开展文化传承与传播工作。

一、典籍里的“连续”中国：与时偕行、慎终如始

“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首位”，是中华文明整体历程与本质气质的基础性反映。纵观整个世界文明史，只有中华文明能实现古今相通而未绝，并且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吸纳着新质并进行着重塑，焕发着新的生命力。因而探究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亦需要回到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中。“连续”暗合着时间更替与演进。《周易》有言“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与时偕行”体现着中华文明以时间为轴，不断传承发展的连续特性。可以说，中华文明在传承发展中呈现着明显的时间取向，而这种时间取向催化为“慎终如始”的连续性观念和“久久为功”的连续性实践。“慎终如始”完整表述最早出现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提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就是强调发展事业要保持一种持续谨慎的精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亦强调要从始至终保持连续性奋斗。正是因为这样一份“慎终如始”的敬畏感，使得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成为世界几个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而传承至今的文明。“久久为功”是连续性生成的行动显化。《诗经·大雅·荡》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荀子·劝学》更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凡此，均可看出，“久久为功”的实践思维是贯通古今中华文明的。可以说，“久久为功”是对深蓄在中华民族深层思维的连续性实践观的一次创造性萃取。中华民族的文字、服饰以及技艺等不同文化形态在“久久为功”的实践中得以活态传承与发展。在“慎终如始”的观念与“久久为功”的实践两者相辅相成中，中华文明得以更长远地传承发展，并逐渐生成、呈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

二、典籍里的“创新”中国：天下随时、趣时而变

没有与时俱进的文明是没有生命力的，创新才能彰显文明的传承性。创新是流淌在中华文明血液里的，同时衍化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实践。正如《诗经·大雅·文王》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正所谓“变则通”，“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可以说，创新深刻体现在文明的变通智慧上。《周易·系辞下》提到“变通者，趣时者也”，而《周易·随》也有言“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的“趣时”“随时”暗合创新的本质、天下之大义。而“趣时而变”的“创新”观念正是文明不断传承发展的关键。《周易·系辞上》有言“日新之谓盛德”，将“创新”等同于德之盛。在《周易·系辞下》中有“变则通，通则久”，将“变”与“久”联结，可见“创新”在理论上呼应着“久久为功”的连续性实践。同时，“趣时而变”的创新观念召唤着“日新日进”的创新实践。《礼记·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将“日新日进”视为“创新”的基本行为要求，要求做到每日不间断。在程颢、程颐的《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五卷中有“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强调创新如逆水之行舟，日新日进。可以说，“创新”是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关键，使文明得以永续而不衰竭。进入现代化文明阶段，“创新”支撑着新中国实现了一项又一项技术突破，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从高铁网络到超级计算体系，都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秉持着不断拥抱时代、“趣时而变”的创新观念，坚持不断创新进取、“日新日进”的创新实践。

三、典籍里的“统一”中国：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中国经典中对“统一”的相关表述最早可以见于《春秋·公羊传》，其中有言“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评论《春秋》的“大一统”时也提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颜师古在对《春秋》作注时也提到“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可以说，“统一”是中华文明的社会至高形态，是一种各民族“共生”“共治”的交往智慧，指向着“天下为公”的观念。“天下为公”可以说是中国人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它所构建的是天下为大家所共有、共治、共享的社会图景，蕴含着人类社会发展与治理之“大道”，正如《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同时，“天下为公”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共同体”话语的建构。“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天下为公”的观念在具体行动中表征为万物、万邦的和合共生的实践形态。“和合”的思想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价值取向，蕴含着儒释道以及墨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菁华，彰显着独特的中国式气质底蕴、思维方式与传播智慧，而“尚和合”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追求。《中庸》提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更是直接把“和”作为通达天下之大“道”。《庄子·达生》有言“合则成体”，可见“合”是“相合、融合”的意思。正是在“天下为公”的观念与“和合共生”的具体实践中，中华文明得以统合不同维度的文明之火，汇聚成博大精深的文明统一态势。

四、典籍里的“包容”中国：有忍乃济、有容乃大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注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国家。《论语·为政》有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可以说从思想根源上便阐明了中国不可能走向“攻乎异端”、冲突对立的道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宽阔的格局、积蓄起如此丰富的内涵，便是得益于这种“包容性”。在中华文明交往实践中，“张骞出西域”“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均未产生文明的霸权行径与殖民现象，而是以一种“包容性”进行文明的交流，以形成如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美美与共”的文明共生局面。在《汉书·五行志下》中有“言宽大包容”，直接阐明“包容”是一种德性的彰显，是宽广心胸的象征。《尚书·君陈》中更有“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直接将“包容”与“德性”联结。可以说，“包容性”观念是中华文明“德本”观念的一种浓缩。“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包容性在具体的文明实践中呈现为交流互鉴的行动表征。回望中华文明发展之全过程，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整体跃迁离不开包容性观念与“交流互鉴”实践，从古代佛教传入、近代西方利玛窦传教，到近代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再深化到如今的“两个结合”，在包容性的文明观念中，中华文明得以不断融合、展现出更活态、更多元的面貌。

五、典籍里的“和平”中国：和衷共济、和合共生

《论语·学而》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文化传承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用以规约与完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结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的一种理念，也显化为具体的礼乐制度。“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和衷共济”是全人类共通的观念形态与价值理性。关于“和衷”，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同寅协恭和衷哉”，意为“同僚之间恭谨事君，并且共襄政事之典”，“衷”表示“内心”，而“和衷”可理解为内心之“和善”“和美”之义。此后，在《明史·邹元标传》中提到“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上大学士书》中也有“与满侍读和衷办事”，都是指齐心协力之意。“共济”见于《国语·鲁语下》，其中提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三年》中也提到“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济”有舟之意，即共同体内风雨同舟。因而，“和衷共济”，便是倡导一种大家发自内心的同心同德，也在组织上形成同舟共济之体，深刻回应着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共同体”实践。同时，“和衷共济”的传播观念催生出“和平发展”的文明传播实践。“和平发展”已然成为中国当下的文明传承与传播实践的重要模式，它是对中国整体文明文化发展的深层反思后所提炼出来的道路形态。历史上，“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展现出中国“交流传播”的和平本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发展中不断铸就和展现大国风范，并呈现给世界富于中华文明特色的和平智慧与方案。

总的来说，“五大突出特性”作为一种凝练式文明话语，是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的探照、梳理与重释，是对中华文明的深入性的精准提炼与全面总结，也是未来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价值方向。对于“五大突出特性”进行重返基源式的梳理，既能更好地理解其本质内涵与生成过程，也能对中华文化传承传播要义产生更深的理解与把握，并以此为基础更好地开展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工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