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虹口区一个小区屋顶的鱼池事件，逐渐演变成一出连续剧。先是业主通过媒体反映自家楼顶有一个硕大的鱼池，可能会影响承重安全。但街道城管部门却说“无法可依”，没办法拆除。

眼见事件开始在网络上发酵，虹口区官方出具通报，声明鱼池已拆除，并且对于街道工作人员“回应不恰当、未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进行了严肃批评。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4月9日，媒体报道称“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发生肢体冲突，投诉人被打成骨折”。随后，街道方面再次发出声明，证明确有其事。

至此，这起事件已经从纠纷变为闹剧乃至案件。

邻里纠纷怎么演变成了双人互搏？当事人缺乏沟通、情绪冲动，当然难辞其咎。但如果把事情从头到尾捋一遍，执法部门的作为，也有必要打个问号。

面对投诉群众所反映的情况，街道城管部门的第一反应是，由于鱼池不是用砖块砌起来的，而是一个内帆布外木材的水箱，因此不算构筑物，没办法执法，只能靠当事人自行拆除。

而当建筑专家指出，这么大的鱼池加上水的重量，一般来说会对房屋结构产生影响时，执法部门的表态依然是“没有找到相应的执法依据”。

这种说法让许多看客觉得不可理解，网络上也有不少市民发帖：“为什么鱼缸不能拆，我家门口的鞋柜却不让摆？”“非要等到发生房屋倒塌的惨剧，才有人管吗？”

居民楼屋顶能不能建鱼池，是非不难判断。势单力薄的投诉者，维护公共安全的过程中，为何没能得到有力支撑？

查阅相关法规条文可以判断，被投诉人大概率触犯的是《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四项的“擅自改建、占用物业共用部分”。

如果城管部门要处罚的话，就要遵照《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八十五条，即“由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逐字理解的话，城管的确是要先劝说当事人去整改到原状，并不能立马上强制手段。但不立刻上手段，并不等于一直袖手旁观。显然，“鱼池事件”中当事的城管干部还做得不够。

当然，个别基层执法人员没经验，也情有可原。但市民和网友之所以感到义愤填膺，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这事儿可不归我们管”的官样姿态，大家见多了。

如今，某些基层工作人员已经习惯性“推事儿”，只要不在自己职责权属范围内的，只要找不到完全契合的法律依据，那就绝不“沾边儿”。更有个别干部，将法律法规谙熟于心，就是为了能在各个规定中找到“这事儿不归我管”的确切理由。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可能就是存在于“无法可依”的间隙里，或者面临着有法却不能立即执行的困境。毕竟，法律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它也需要在文明的发展中、在人的行为累积过程中不断完善。

法律法规是不能逾越的底线。但仅仅守住底线，还不足以实现治理现代化。如果误把“底线”作为避事不为的理由，恐怕终有一天要击穿底线。

现代治理，除了守底线，还要有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的意识和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实际上就是在给基层赋能、压担，意在培养一批有能力、有担当，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的干部。

今天，至少在上海这座特大城市的基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干部。面对拆违、旧改等重大治理项目，他们在吃透法律、尊重法律的前提下，和老百姓讲情、讲理，最终啃下一个个“硬骨头”，完成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不排除还有个别人，在处理社区内外那些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没有主动跨前一步的意识，也没有能力勇气，这其中或许有多方面原因。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能否通过体制机制保障，让基层工作人员敢干事、愿干事；通过更多元的培养培训，提升他们的执法能力和水平。

“鱼池事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此事已产生公共安全隐患，当教育劝阻无用、自治失效时，政府部门就必须出手及时干预。群众利益无小事，对于群众合理合法合规的诉求，政府应有求必应、接诉必办、实时跟踪、快办快结。

同时，我们也期待，当社区自治越来越成熟，类似的事件出现苗头时，业委会、居委会或物业部门就能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