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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互联网如何诞生?亲历者张鳌:这件事,一定不能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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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頔 2024-11-12 07:00
摘要:科技创新一定要突出价值

与科技创新打了几十年交道,退休后的张鳌,不像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刚坐下,他就从包里掏出一台平板电脑,熟练操作起来:你们之前提的几个问题,我简单画了个图,给你看看,这样好理解。随即打开一份提前做好的“无边记”白板,将一份复杂的图表展示在记者面前。

当年最早接触PPT,就是张主任教我们用的。一旁一位市科委的干部回忆道。199110月,首届上海科技节举办,根据张鳌的提议,开幕式上开创性地使用了投影展示,这样的形式在当时党政机关举办的会议、活动中还是头一次。

小到第一次用PPT、第一个视频会议,大到上海第一个网页开通、15个城市信息系统上线……张鳌在工作生涯中,经历了上海在数字化领域诸多开创性的时刻,也参与了许多为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下基础的工作。上海的功能定位从一开始建设经济中心,变成建设‘五个中心’。这么多中心里,科技创新应该是内核,发挥驱动作用,上海要构建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集群。

在张鳌看来,上海是一座有科技创新传统的城市,有这座城市独特的科学精神。在我看来就是16个字: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求精责实,会通超胜。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落在后面!采访中,类似的话在张鳌口中反复被提及。这既是他数十年间开展工作的重要考量,也是他对如今的上海科创事业提出的殷切期望。尽管嘴上说着退休了,年纪大了,不管了,他却还是始终关注着科创领域的新动态。上海的科创事业,我只参加了其中的一段,未来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张鳌

人物小传:张鳌,1943年出生,电子、信息和管理领域专家。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信息港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政府参事。


第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这样建成

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有一个很热的词叫信息港”,当年上海要建三港两路,一开始是您父亲提出来的?

张鳌:1992年,上海开始组织编制的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征询意见和专家论证,其中有面向未来的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我父亲张佐周是搞道路交通的,他组织8个学会近百名专家开展了课题研究。那时我们还住在一起,有一天吃完晚饭,他说第一稿已经出来了。大家认为进入21世纪,上海在基础设施方面要建设两港两路:现代化的深水港、航空港,和高速化的铁路、公路。

我想起一份关于纽约未来发展的研究报告,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和纽约有相似之处,但还没达到纽约的高度,可以借鉴纽约的经验和方法,建设信息港

记者:纽约的做法具体是什么样的,上海参考了哪些?

张鳌: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进入上海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读到了这篇报告。报告中说,面向21世纪的纽约,要从一个物质交换的港口,变为信息交换的港口。这句话说得太清楚了!

当时的上海,正面临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机遇。但纵观全球,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阶段,上海的规划却还停留在物质层面。所以面向未来,我们也要在信息上做文章,从“Teleport”走向“Infoport”,就是从远程通信港走向信息港

没想到老头子居然也认可,又回去和专家们讨论。大概一个月之后,他回来说,最后报告打算提出三港两路,增加了信息港这一目标。

记者:为什么信息在当时变得如此重要?

张鳌: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幸运。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1万多年的历史中,真正起到重要影响的就两个要素,物质和能源,物质是一切的载体,能源是一切的动力。到了我们这一代,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开始认识到信息也是一个资源要素,信息革命的浪潮开始了。

什么样才能称得上革命?一定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能影响每个行业,二是能影响到每个人。信息革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过去几十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革命还在持续,现在我们说的数字化、大数据,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前些年很热门的量子技术,在我看来目前还不算革命,因为它很神秘,并没有影响到每个人。所以,信息这个资源,谁能利用得更好,谁的社会就发展得更好,人民生活也会更好。

个人电脑的普及在信息革命中至关重要。我刚工作的时候,上海只有复旦大学有一个计算机机房,里面都是电子管、半导体,占了一整个大房间。只有个人电脑面世、普及后,我们才能用来办公、娱乐。个人电脑普及了,下一步就是联网。

我们把城市的高速公路建好了,也要把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上海一直是引领风气之先的,在这件事上,上海绝不能落后于人。

记者:上海打造信息港,在全国走在了最前面。当时具体是怎么做的?

张鳌:市领导很重视。1994年,时任市委书记黄菊明确指示:把上海建成以信息资源网络化为主体的国际信息港。提出花15年左右时间,在2010年率先建成地区性信息高速公路

当时深水港、航空港,各有一名副市长牵头来抓,唯独这个信息港,它是什么、要做什么、谁来做,大家一时都搞不明白。它不像盖一个浦东机场,信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老领导华建敏主动承担起这个重任,做了信息港领导小组组长,还叫我一起参与。当时我们设想,未来一定要超过香港、台湾,也要超过美国。

1995年2月18日张鳌带队赴美、加考察信息高速公路

1995年2月,我带领一个考察信息高速公路的代表团,访问了温哥华、渥太华、多伦多、波士顿、华盛顿和纽约,为上海发展信息港作技术上的准备,得到了很多启发。

出发时,上海电信还处在基于程控交换机的电话传真业务阶段,哪怕是银行系统电脑网络也是基于电话线的128K,复旦大学设想中的校园网是2M的速率。麻省的创新型公司ATM网络,已经可以提供2G带宽,连接到Internet,也是麻省信息高速公路的试验网。当时我想,我已经找到了上海信息港加快起步的可行路径。

访问回来不久,上海科技网工程开始。根据考察信息高速公路代表团的建议,上海市科委立项进行科技先导网原型试验,通过原型试验系统的研究、开发、实践,解决网络技术发展中的一些技术难点,构筑出一个具有一到三个网络节点的实验网,建立网络管理中心,管理试验网络的各个节点,以便验证上海科技网实施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会如何修路、划线和安装红绿灯。

上海科技网测试现场

上海科技网测试成果

记者:外出考察的收获很大。

张鳌:做很多事情都需要有更加开放的视野,凡事都没有绝,就看我们怎么更有智慧地去做。

再举一个高速公路的例子,这也是我父亲曾经参与的。当时上海在建设沪闵公路,到底要建4车道还是6车道,曾引发了不少讨论。车道少,车流量大的时候会拥堵,车道多,又涉及到更高的工程费用,还影响到沿线更多居民的拆迁。后来请示领导,领导问:为什么不可以是5车道?这可不是赌气的话。后来我们去韩国考察,发现人家确实很多可变车道,中间这条车道根据早晚高峰不同车流方向灵活改变,做成潮汐车道。

所以遇到问题,我们不要简单机械地去抵制,应该多去思考,多去了解别人的好做法,打破传统思维的桎梏。

要抓住人工智能革命的机遇期

记者:在信息革命的浪潮中,上海努力跟上了步伐。下一个革命,您觉得会是由什么带来的?

张鳌:下一个革命,我认为是AI,人工智能。它又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弱人工智能,比如图像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语音翻译等等;3年前,大模型的面世又带来新的变化,它的核心是能够理解你的语言,并且有逻辑推理的能力。它会为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记者:在这样一个机遇到来时,上海可以做些什么?

张鳌:就像我说的,革命是要对各行各业都产生影响。同样地,我们应当思考这件新事物可以在自己的行业和工作中发挥什么作用。

当年计算机普及时也是这样。我们说,欧美发达国家连中学生都能使用电脑,而我们上海连很多专业人员都不见得用电脑。这件事如果落后了,等未来这些年轻人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就脱节了。

80年代,刘振元副市长曾经组织留学生座谈会。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说,在国外最大的感受,一是语言沟通不畅,第二就是计算机应用能力不够,各行各业都在使用电脑,我们复旦大学过去的留学生居然都不会用。

当时日本的做法,是组织社会性的培训和考试,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考,通过了就能拿到证书。这个做法后来也被上海借鉴了,举办了计算机水平测试。那时候,上海学习外面的好做法,步伐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当时努力推动中学开设计算机课,这件事上海一定要走在前面,不能影响了孩子们的未来。

设想是美好的,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高考不考计算机,大家都质疑,计算机学了有啥用?其次,电脑、教材、教师,全都没有,需要从零基础开始搞。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机器。当时我们提出,至少要每三个学校有一间计算机房,确保孩子们接受计算机的普及。

同样的道理,关于AI的教育现在真的应该马上启动了,要让每个人都了解一些使用大模型的方法。大模型的出现就像当年的个人电脑一样,是革命性的,将会影响到每个人。

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学生的教育,要向当年计算机一样让每个孩子都会用。另外还要对专业人员开展培训,可能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不单单是大模型,光是小模型就已经能够发挥作用了。而且人工智能对他们来说,不是代替他们做做PPT、写写材料、填填表,而是要与各行各业的业务相结合,产生新的应用,提高你的效率。

记者:从目前来看,我们在大模型领域,是不是和最前沿的水平还存在着一些差距?

张鳌:看到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大模型的突破,为全世界带来了变革,我是很开心的。为什么?美国人花了那么多钱,证明了这个东西是可用,也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我们没这么多钱这不值得开心吗?

虽然他们还搞封锁,封锁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封锁了我们这里才会有人干,不封锁就没人自己搞研发了。就像当年互联网、数字化都是人家先搞的,全世界的前沿领域我们应该两眼盯盯牢,不要错失这个重大机会。

所以我也很着急,上海的很多行业怎么还没有动起来?还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现在退休了,跟不上了,可惜没有生在这个时代,但我真是感觉到这个机会要赶紧把握住。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要以价值为导向

记者:除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也是当下上海努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当年上海是怎么推动这一产业发展的?

张鳌:进入新世纪,我们提出信息产业的发展重点是三高一芯:主要对高清晰度电视、高性能移动通讯、高速宽带网络和集成电路芯片设计技术开展攻关。

这个怎么突破?首先要找到一个可以进入的地方。我们知道台湾的芯片产业很强,他们就是做代工,不做设计,但最后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学习台湾做制造,但在当时的低谷期,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做设计。在设计环节,没有加工工厂照样可以做,当时我们的芯片设计产值只有10个亿不到。所以打算先用几年时间争取发展成100亿的产值,去做专业孵化,支持产品的开发。这是个战略性的想法,我们希望这件事成为上海在芯片产业起家的一个支点。前两年相关的负责人和我说,现在我们上海的设计产业的增长率已经超过了代加工产业,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记者: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科技创新成果,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转化,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张鳌:自从我进入科委工作,我就牢牢地和成果转化4个字绑定在一起了。⼯作⼏⼗年,大家天天都在唠叨科技成果的转化,大家把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成果创新……各种概念都混淆起来了,真正把科技成果转化这个概念厘清其实很重要。

科技项目的结果就是成果,把成果用来赚钱就是转化。但现在我们对科技项⽬的管理,是⼤量制造科技成果,然后再兴师动众去搞成果的转化,其中的⼤多数成果却不能转化。

有一次上海科学院的领导和我说,听了我的观点后回去梳理了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几千个专利中很多都躺在那里睡觉。搞这些项目的动机是什么?就是为了结题之后评职称,大量成果都是没法转化的。

科技创新,需要用科技来创造新的价值,一定要突出价值,没有经济价值,就很难称得上是创新,否则只是新技术、新发现。比如AI本身并没有创造出价值,但当我们将它运用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就创造出了大量的价值。

与其还在⼤量制造不能转化的成果,还不如换换思路,来个脑筋急转弯:改⾰科技项⽬的管理,将⽬标定格在取得转化的成果上,不要再去制造⼤量没有转化或不能转化的成果了。在立项时就要想好,这是为了要怎么去转化的,把研究和转化从串联改成并联,在转化的早期,各种转移办公室、中介机构的服务和指导就要参与进来。即便最后没有转化成功,那也是另一码事。

我们的政策也需要有干货,别搞虚的。对于科技成果的评价也不能只靠专家,还要看市场,一个高新技术推到市场的大海里,究竟能不能游得起来?如果游得起来,就应该大力去支持。能够产生价值,才是真正的创新。

栏目主编:张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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