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时,数学家张益唐还在一所普通大学任讲师,仅发表过两篇论文。一次,他去朋友家做客,兴之所至,到偶有梅花鹿光顾的后院散步。没等来梅花鹿,却终于等来灵感迸发的刹那。
一年后,他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鸣惊人地在顶级期刊发文,成果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和跟进研究。张益唐被称为学术圈的“扫地僧”——若非刹那的灵光乍现,可能终生籍籍无名。像他的故事一样,许多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来自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式的长期探索。
“十年磨一剑”,也往往意味着长周期、高风险。近期,多位政协委员注意到,这类基础研究,需要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而现行制度下相对严苛的考核、过于量化的指标,不利于支持科研人员投身高风险、高价值、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在社会经济发展呼唤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的当下,适当调整考核方式、优化人才评价机制,为基础研究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势在必行。
目前,上海正在加快“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放宽基础研究环境,上海如何先行一步?政协委员提了不少建议。
被迫追求“短平快”
过度竞争,使科研人员追求“短平快”,难以“久久为功”。
市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韩一帆表示,一段时间来,部分高校“非升即走”的规定引发青年教师过度竞争、无心长周期科研。
这项规定源自美国终身教职评定,常见的做法是新聘任的青年教师进校时以“预聘或准聘”形式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在聘期内完成相应考核指标,通过后获得长期聘用,否则不再续聘。然而,这项制度在打破职业的“铁饭碗”,解决论资排辈、熬年份等问题的同时,由于部分预聘/续聘比例制定不合理,渐渐发展成一项“学术锦标赛”。
“以前鼓励坐学术‘冷板凳’,但现在困扰青年科研人员的不是‘不愿坐’问题,而是‘坐不上’问题。”韩一帆说。
2018年,他所在的实验室招录了一位在他看来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按合同规定,新聘任的青年教师要在5年合同期内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副教授职称评定两项指标。但由于项目申请竞争过于激烈,这位青年教师连续申请四年皆以失败告终,被解聘的压力与日俱增。
一向惜才的韩一帆不忍看到优秀人才流失,花大力气亲自辅导他申请项目、评定职称,终于在合同结束之际勉强满足续聘条件,搭上了延续学术生涯的末班车。然而,对多数青年学者,续聘不意味着学术生涯就此安全,周期性考核的生存压力仍在,难以安心长周期研究。
过度竞争的原因,是人才评价体系仍不完善。科研单位追求论文数量、项目级别等可量化指标,以至评价“指挥棒”从学术成果导向异化为论文导向、项目导向。
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贺樑认为,当前“唯论文”“唯项目”现象依然存在。比如计算机领域的博士生,如果希望毕业后谋求教职,至少需要四五篇论文。但从学术角度考虑,“有一篇被自己和大家认为有价值的论文足矣,而非以论文数量来衡量他们的学术水平。”
有一定学术地位的专家学者,考虑手下青年学者的前途,同样需要追求论文数量。“需要试错的原创研究对于青年学者有风险,博士生往往也不愿意投入这类更难短期发表论文的研究,这同样影响了一些有志于原创和有影响力工作的资深学者。”
此外,科研单位重视争夺项目、人才,轻视人才培养,不承担与资源对等的成果责任。“更合理的是,获得项目和人才资源多了,应承担更多产出责任。这类占用社会资源的‘成本’应该在评价上被加以关注,以此更好地激励科研人员充分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
评价机制如何优化
当前,面向许多产业的未来发展,社会对基础性研究的需求日益增长。
“比如,高性能合金材料的基础研究对建筑行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市政协委员、上海建科铝合金结构工程研究院院长欧阳元文认为,调整人才评价机制,支持鼓励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以涌现更多成果,正当其时。
如何既遴选出优秀人才,又不致使科研人员考核压力过大?
贺樑认为,由于学术成果本身难以量化,因而人才评价多以发文数量、影响因子、项目级别等量化指标作为参考,这也造成人才评价“指挥棒”影响了科研人员投身高风险、高价值、长周期研究。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日常科研生活中,评价人才和成果其实也不难,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都知道领域内谁真的做得好,哪个工作做得好。”他说。
在他看来,对人才和成果的评价,领域内同行心里都有杆秤,甚至在领军科学家眼中一目了然。困难的是,每作出一次评价,都涉及许多人的实际利益,如何让同行敢于评价、公正评价?对此,他提出在人才评价体系中,让学术委员会、领军科学家发挥更多主观作用,并建立同行评议的长期可追溯机制。
韩一帆提出,当前的科研人才评价体系指标过多,既要求上课、发论文,又要求搞项目、提升转化率。过多的考核维度,给科研人员过多额外压力。他建议,以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型、社会服务型、医疗服务型等不同人才类型,分类制定考核指标。科研人员每年自主申报人才类型,并相应标准进行评价。
对于科研经费的分配,由主管单位评议,不如更多交由企业评议。“科技人才承担横向科技项目,科研单位能否按比例予以配套激励?”韩一帆说,他在任某高校院长期间,曾探索科技人才承担民营企业资助的横向科技项目后,学院不需任何论证,按项目经费50%予以配套科研经费支持的举措,有效激发科研活力。
此外,鼓励基础研究,要想清“谁来做”的问题。“即便在科研单位,基础研究也是一项贵族运动。以美国得克萨斯州为例,该州仅有4所大学支持基础研究。”当前部分科研单位缺乏基础研究条件,不宜一拥而上鼓励基础研究。即便在研究型大学,一些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为完成指标硬“水”课题,平添了负担。
保护好奇心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
10月25日,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召开。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卡罗尔·格雷德这样总结她研究端粒的故事——“好奇心推动了研究”。
采访中,“好奇心”是几位科研人员反复提到的词汇。对人类知识边界的探索,往往来自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基础研究中,包括国家战略目标驱动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市场驱动的应用型基础研究,也包括由科学家个人好奇心驱动,进行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
传说1850年,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曾问科学家法拉第:电有什么用?法拉第回答也不确定:也许未来你能对它征税。
科学家保持好奇,追求未知、自由探索的精神价值千金。委员们建议探索“硬举措”之外,也呼吁一些“软倡议”。希望营造更好的基础研究氛围,保护科研人员自由探索的好奇心。
比如,部分科研单位的设备使用率不高,可否加以盘点、梳理,对更多愿意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开放使用申请?比如,一些重要科研成果的发现,很可能引用了其他科研人员对此项研究有帮助的“垫脚石成果”,可否将“垫脚石成果”予以一并鼓励?比如,能否增设一些鼓励重要基础研究成果的特殊渠道、特殊平台,激发更多科研人员热情?
2023年11月,复旦大学成立相辉研究院,聚焦攻关前瞻性、挑战性、高价值的关键科学难题,5—10年不考核,最大限度让人才心无旁骛、自由探索。
或许,这样的尝试可以更多。